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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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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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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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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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