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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及其感人力量。刘勰在他的创作论的总结中提出这种要求或理想,这很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创作论的理解。神思以下各篇,正是为如何创造出这样理想的作品所做的分论。
(一)
近来人们常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种;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笔”讲究音节的是“文”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按理说可以包含诗经、尚书两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两种,那是晋代以后的事。颜延之以为:“笔”这种体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经书是“言”而不是“笔”而传注乃是“笔”不是“言”我现在就借颜延之的矛,来反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中的文言,岂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假如“笔”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说经书不是“笔”了。颜延之想建立新的论点,可是我看他的论点还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口头说的叫做“言”书面写的叫做“笔”;说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经”解释经书的叫做“传”经和传的体裁,就显然不应属于“言”而应属于“笔”了;用笔写来代替口说,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经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灭,并不是以颜延之所谓无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笔”来定其高下的。
(二)
从前陆机的文赋,据说谈得很详细;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却没有抓住要点。可见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一般作家精心撰文,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常常只注意文辞的选择,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在稀有的石头中,偶然也有好像玉的。同样,用心写作的人,文章比较简洁;可是文思贫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才华丰富的人,常常下笔千言;但是文风杂乱的人,也写得非常冗长。善于雄辩的人,条理十分清楚;不过学识浅薄的人,辞句也极显露。思想深刻的人,写出来有时难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有晦涩的毛病。有的文章意义丰富,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有的文章讲道理比较拙劣,而文句却很润泽。正如音乐一样,敲钟弹琴都不容易。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不必大小乐器都会掌握;要能运用乐器,发挥作用,何须兼通一切曲调?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是有根据的,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根,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同样,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写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种体裁,普遍明确各种法则,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
(三)
因此,如果能掌握方法来进行写作,就像会下围棋的人那样讲究技巧;如果抛弃方法而任意写作,就像掷采的人那样碰机会。所以,像掷采那样写作的文章,只依靠偶然得来,即使开始能写成几句,后边也难于继续。这样,在内容少的时候,固然无法写下去;在内容多的时候,也不知如何剪裁。既然不管内容多少都会感到困惑,那怎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会下棋那样写作的文章,则是在方法上按照一定的技巧,按部就班地和思想情感相配合;利用恰当的时机,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技巧运用得很好,时机非常适合,就可在内容上做到意味浓郁动人,在文辞上也使得气势蓬勃起来。这种佳作,看在眼里像五彩的锦绣,听在耳里像琴笙演奏的音乐,尝在嘴里像肥美的肴馔,戴在身上像芬芳的香草:写作的效用,这算达到极点了。千里马虽然快,但缰绳不能太长;如有万分之一的差错,那就会影响到千里之行。何况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如果其中有一点不协调,全文都要受影响。所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虑文学创作的种种不同情况,要像三十条车辐一样,必须配合在一个车毂里。这里谈得虽很肤浅,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
(四)
总之,在创作领域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必须首先注意总体,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这样就能根据基本原理来掌握各种技巧,抓住要点来驾驭一切。文思虽没有一定的规则,写作的基本原理却是有定的。
还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及其感人力量。刘勰在他的创作论的总结中提出这种要求或理想,这很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创作论的理解。神思以下各篇,正是为如何创造出这样理想的作品所做的分论。
(一)
近来人们常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种;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笔”讲究音节的是“文”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按理说可以包含诗经、尚书两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两种,那是晋代以后的事。颜延之以为:“笔”这种体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经书是“言”而不是“笔”而传注乃是“笔”不是“言”我现在就借颜延之的矛,来反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中的文言,岂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假如“笔”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说经书不是“笔”了。颜延之想建立新的论点,可是我看他的论点还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口头说的叫做“言”书面写的叫做“笔”;说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经”解释经书的叫做“传”经和传的体裁,就显然不应属于“言”而应属于“笔”了;用笔写来代替口说,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经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灭,并不是以颜延之所谓无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笔”来定其高下的。
(二)
从前陆机的文赋,据说谈得很详细;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却没有抓住要点。可见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一般作家精心撰文,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常常只注意文辞的选择,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在稀有的石头中,偶然也有好像玉的。同样,用心写作的人,文章比较简洁;可是文思贫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才华丰富的人,常常下笔千言;但是文风杂乱的人,也写得非常冗长。善于雄辩的人,条理十分清楚;不过学识浅薄的人,辞句也极显露。思想深刻的人,写出来有时难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有晦涩的毛病。有的文章意义丰富,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有的文章讲道理比较拙劣,而文句却很润泽。正如音乐一样,敲钟弹琴都不容易。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不必大小乐器都会掌握;要能运用乐器,发挥作用,何须兼通一切曲调?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是有根据的,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根,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同样,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写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种体裁,普遍明确各种法则,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
(三)
因此,如果能掌握方法来进行写作,就像会下围棋的人那样讲究技巧;如果抛弃方法而任意写作,就像掷采的人那样碰机会。所以,像掷采那样写作的文章,只依靠偶然得来,即使开始能写成几句,后边也难于继续。这样,在内容少的时候,固然无法写下去;在内容多的时候,也不知如何剪裁。既然不管内容多少都会感到困惑,那怎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会下棋那样写作的文章,则是在方法上按照一定的技巧,按部就班地和思想情感相配合;利用恰当的时机,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技巧运用得很好,时机非常适合,就可在内容上做到意味浓郁动人,在文辞上也使得气势蓬勃起来。这种佳作,看在眼里像五彩的锦绣,听在耳里像琴笙演奏的音乐,尝在嘴里像肥美的肴馔,戴在身上像芬芳的香草:写作的效用,这算达到极点了。千里马虽然快,但缰绳不能太长;如有万分之一的差错,那就会影响到千里之行。何况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如果其中有一点不协调,全文都要受影响。所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虑文学创作的种种不同情况,要像三十条车辐一样,必须配合在一个车毂里。这里谈得虽很肤浅,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
(四)
总之,在创作领域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必须首先注意总体,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这样就能根据基本原理来掌握各种技巧,抓住要点来驾驭一切。文思虽没有一定的规则,写作的基本原理却是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