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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读小说网 www.5du5.co,清末四公子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梦蕉亭杂记又记: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交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第二个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临死以前,光绪奉慈禧临视时,恭王一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始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致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罪甚八司马”——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子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人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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