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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威脚步缓慢地离开了武人街。
他生平第一次垂头丧气地走着，也是生平第一次把两手放在背后。
直到今天，沙威只采用拿破仑两种姿势中表示果断的那一种：两臂在胸前相抱；另一种表示犹豫不决的是两手放在背后，这种姿势对他是陌生的。现在，发生了变化，他全身显得迟钝忧郁，惶恐不安。
他走进僻静的街道。
然而是朝着某个方向走去的。
他抄最近的路朝塞纳河走去，到了榆树河沿后，又沿着河沿，走过格雷沃广场，距离沙特雷广场的哨所不远，在圣母院桥的拐角上停了下来。塞纳河在圣母院桥到交易所桥这一边，和鞣皮制革河沿到花市河沿的那一边，形成一个有急流经过的方形水池。
塞纳河的这一处是水手们害怕的场所。没有比这急流更危险的了，当时这水流并不宽，并被现已拆除的桥头磨坊的一排木桩所堵塞，因而十分湍急。这两座桥离得如此近，更增加了危险。河水经过桥洞时，更是急冲猛泻，掀起可怕的大浪，就在那儿积聚起来，水位暴涨，波浪象根粗水绳那样紧抱桥墩，好象想把它们拔去。在这儿掉下去的人是不会再露出水面的，最懂得水性的人也会没顶。
沙威两肘撑在栏杆上，两手托着下巴，指甲机械地紧缩在他密密的颊须里沉思着。
一件新奇的事，一次革命，一桩灾祸正在他的心里发生，他有必要检查一下自己。
沙威异常痛苦。
几小时以来，沙威已不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了。他心里十分混乱，这个脑袋在盲目执行时是很清晰的，现在则已失去它的清澈，在这块水晶中已产生了云雾。沙威的良心使他感到他的职责已具有两重性，这一点他已不能对自己掩饰。当他在塞纳河滩意外地碰到冉阿让时，他当时的心情就好比狼又抓到了它的猎物，狗又找到主人一样。
在他面前他看见两条路，都是笔直的，确实他见到的是两条路，这使他惊惶失措，因为他生平只认得一条直路。使他万分痛苦的是这两条路方向相反。两条直路中的一条排斥另一条，究竟哪一条是正确的呢？
他的处境真是无法形容。
被一个坏人所救，借了这笔债又还了他，这违反自己的意愿，和一个惯犯平起平坐，还帮他忙，以此报答他帮自己的忙；让别人对自己说“走吧”自己又对他说“你自由了”；为了个人的原因而不顾职责，这一普遍的义务，但又感到在这些个人的因素中也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可能还要高一等；背叛社会为了忠于良心；这些妄诞的事他居然都做了，而且还压在他的心头，把他吓呆了。
有件事使他惊愕，就是冉阿让饶恕了他。还有另一件事把他吓得发呆，就是他沙威也饶恕了冉阿让。
他究竟怎么啦？他在寻找自己而找不到。
现在怎么办？交出冉阿让，这是不应该的；让冉阿让恢复自由，也不对。第一种情况，是执行权威的人比苦役犯还卑贱；第二种情况是囚犯升高到法律之上，并将法律踩在脚下。这两种情况对他沙威来说都是有损荣誉的。所有能采取的办法都是犯罪的。在不可能之前命运也有它的悬崖峭壁。越过这些峭壁，生命就只是一个无底深渊了。沙威就处在这样一种绝境里。
他的焦虑之一就是被迫思索，这种强烈的矛盾的感情迫使他思索。思考对他是不习惯的，因而他也特别感到苦恼。
思想里总会有些内心的叛变，由于有了这些内心的叛变，他又感到非常愤懑。
思考，在他狭隘的公职之外的不论何种论题以及在任何场合下的思考，对他来说都是无益和疲劳的。对刚过去的这一天进行思考是一种折磨。在这样的冲击之后，还应当观察自己的内心，使自己了解自己。
他刚才做的事使他战栗，他，沙威，违反一切警章，违反一切社会和司法制度，违反所有的法规，认为释放一个人是对的，这样做使他自己满意，他不办公事而办自己的私事，这不是坏得无法形容吗？每当他正视他所做的这件不知怎样称呼的事时，他浑身发抖。决定做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办法：立刻回到武人街，把冉阿让监禁起来。明摆着这是他该做的事。但是他不能这样做。
有件东西堵着他这方面的路。
有件东西？怎么？难道世上除了审判厅、执行判决、警署和权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沙威因而烦闷苦恼。
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劳改犯，而这是沙威造成的。
沙威和冉阿让，一个是严惩者，一个是忍受者，两人都受着法律的管制，而现在两人竟都高居在法律之上，这难道不可怕吗？
怎么？难道发生了如此荒谬绝伦的事后竟无人受到惩罚！比整个社会秩序更强大的冉阿让自由了，而他沙威，继续吃着政府的面包！
他的沉思越来越可怕了。
在他的沉思中，他本来也可以责备自己在把那个暴动者带到受难修女街去的这件事上是失了职，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大错遮住了小错。此外，这个暴动者肯定已死，在法律上死者是不被追究的。
冉阿让，这才是他精神上的负担。
冉阿让使他困惑。他一生中依据的所有原则在这个人的面前都无法存在。冉阿让对他沙威的宽宏大量使他感到压抑。他回想起了另外一些事，过去他以为是谎言的，现在看来是真实的了。马德兰先生在冉阿让后面出现，这两个人的面目重叠起来，变成一个人，一个可敬的人。沙威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侵入了他的心，那就是他对一个苦役犯感到钦佩。去尊敬一个劳改犯，这可能吗？他因而发抖，但又无法摆脱。经过无效的挣扎，他在内心深处只得承认这个卑贱者的崇高品质。这真令人厌恶。
一个行善的坏人，一个有着同情心的苦役犯，温和，乐于助人，仁慈，以德报怨，对仇恨加以宽恕，以怜悯来替代复仇，宁可毁灭自己而不断送敌人，救出打击过他的人，尊崇高尚的道德，凡人和天使他更接近天使！沙威被迫承认这个怪物是存在的。
但情况也不能再这样延续下去了。
当然，我们再说一遍，他并非毫无抗拒地就向这个使他既愤慨又惊愕的怪物，这个令人厌恶的天使，这个丑恶的英雄投降。当他和冉阿让面对面坐在马车里时，法制象老虎一样无数次在他心里怒吼。无数次他企图冲向冉阿让，抓住他并把他吞掉，这就是说逮捕他。确实，这又有什么困难呢？向经过的第一个哨所叫一声：“这是一个潜逃在外的惯犯！”把警察叫来向他们说：“这个人交给你们处理！”然后把犯人留在那里，自己走开，不问后事如何，自己什么也不再管了。这个人将永远是法律的囚犯，听凭法律处理。这有什么不公正的呢？沙威曾这样对自己说过。他曾想走得更远，动手逮捕这个人，但就象现在一样，他没能做到。每次他的手痉挛地朝着冉阿让的领子举起的时候，又好象在一种重负之下掉了下来，他听见在他思想深处有个声音向他叫着：“好啊，出卖你的救命恩人。然后叫人把本丢彼拉多1的水盆端过来，再去洗你的爪子。”
<font style="font-size: 9pt">1本丢彼拉多（ponce－pilate），犹太巡抚，因祭司长等坚持要处死耶稣，他便叫人端盆水来洗手，表示对此事不负责任，后来耶稣被判刑钉十字架。</font>
接着他又想到自身，在高尚的冉阿让面前，他感到他沙威的地位降低了。
一个苦役犯居然是他的恩人！
他为什么同意这个人让自己活下去？他在那街垒里有权被人杀死。他应该利用这一权利。叫别的起义者来帮助他反对冉阿让，强迫他们枪毙他，这样还好些。
他极端痛苦，为了失去坚定的信心，他感到自己已被连根拔起。法典在他手里只是一根断株残桩了。他得和一种不熟悉的顾虑打交道。他发现了一种感情，和法律上的是非截然不同，而这法律过去一直是他唯一的尺度。停留在他以往的正直作风上已经感到不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涌现出来并征服了他。一个新天地在他心里出现：接受善行又予以报答，这种牺牲精神，仁慈、原宥，出自怜悯的动机而违反了严峻的法纪，尊重个人，不再有最终的判决，不再有入地狱的罪过，法律的眼睛也可能流下一滴泪珠，一种说不清的上帝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是背道而驰的。他看见在黑暗中可怕地升起了一个生疏的道义的太阳，他感到厌恶，但又眼花缭乱。一只猫头鹰被迫强作雄鹰的俯瞰。
他对自己说，这原来是真的，事情会有例外，权力也会变得窘迫，规章在一件事实面前也可以不知所措，并非一切都可以框进法规条文中去，意外的事可以使人顺从，一个苦役犯的崇高品质可以给公务员的正直设下陷阱，鬼怪可以成为神圣，命运中就有这种埋伏，他绝望地想起他自己也无法躲避意料不到的事。
他被迫承认善良是存在的。这个苦役犯是善良的。而他自己，也真是闻所未闻，也行了善。因此他已堕落了。
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厌恶自己。
对沙威来说最理想的是，不去讲人道、伟大和崇高，而只求无过罢了。
可是现在他刚犯了错误。
他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他两手捧着头，但无济于事，他仍茫然不知如何解答。
他当然一直都在使冉阿让再度伏法，冉阿让本来就是法律的俘虏，而他沙威，则是法律的奴隶。他从不承认，当他抓住冉阿让时曾有过一瞬间想放他走的想法。他好象是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手，放走了他。
各种难解的新问题在他眼前闪过，他自问自答，他的答复使他吃惊。他自问：“这个苦役犯，这个绝望的人，我追捕他到了迫害他的地步，而我曾倒在他的脚下，他本可以复仇，也为了泄恨，同时为了自身的安全，他都应该复仇，但他却赦免了我，让我活着。他做了什么？尽他的责任？不是。这是进了一步。而我，我也饶恕了他，我做的又是什么？尽了我的责任。不是。也更进了一步。这样说，在职责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使他惊惶失措，他的天平也散了架，一个秤盘掉进深渊，另一个上了天；沙威对上面的那个和下面的那个都感到同样恐怖。他一点也不是所谓的伏尔泰主义者、哲学家或无神论者，相反地，他本能地是尊敬已成立的教会，他只把它当作整个社会的一个庄严的部分来认识，公共秩序是他的信条，对他来说这已足够了；自从他成年当了警察，他几乎把公安警务当作他的宗教，他做密探就象别人做神甫一样，我们用这些字眼都是从最严肃的涵义而言，丝毫不带讽刺。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
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
这个出乎意料的出现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不知拿这个上级怎么办，他明知下级应当永远服从，不能违背命令，不能责怪... -->>
沙威脚步缓慢地离开了武人街。
他生平第一次垂头丧气地走着，也是生平第一次把两手放在背后。
直到今天，沙威只采用拿破仑两种姿势中表示果断的那一种：两臂在胸前相抱；另一种表示犹豫不决的是两手放在背后，这种姿势对他是陌生的。现在，发生了变化，他全身显得迟钝忧郁，惶恐不安。
他走进僻静的街道。
然而是朝着某个方向走去的。
他抄最近的路朝塞纳河走去，到了榆树河沿后，又沿着河沿，走过格雷沃广场，距离沙特雷广场的哨所不远，在圣母院桥的拐角上停了下来。塞纳河在圣母院桥到交易所桥这一边，和鞣皮制革河沿到花市河沿的那一边，形成一个有急流经过的方形水池。
塞纳河的这一处是水手们害怕的场所。没有比这急流更危险的了，当时这水流并不宽，并被现已拆除的桥头磨坊的一排木桩所堵塞，因而十分湍急。这两座桥离得如此近，更增加了危险。河水经过桥洞时，更是急冲猛泻，掀起可怕的大浪，就在那儿积聚起来，水位暴涨，波浪象根粗水绳那样紧抱桥墩，好象想把它们拔去。在这儿掉下去的人是不会再露出水面的，最懂得水性的人也会没顶。
沙威两肘撑在栏杆上，两手托着下巴，指甲机械地紧缩在他密密的颊须里沉思着。
一件新奇的事，一次革命，一桩灾祸正在他的心里发生，他有必要检查一下自己。
沙威异常痛苦。
几小时以来，沙威已不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了。他心里十分混乱，这个脑袋在盲目执行时是很清晰的，现在则已失去它的清澈，在这块水晶中已产生了云雾。沙威的良心使他感到他的职责已具有两重性，这一点他已不能对自己掩饰。当他在塞纳河滩意外地碰到冉阿让时，他当时的心情就好比狼又抓到了它的猎物，狗又找到主人一样。
在他面前他看见两条路，都是笔直的，确实他见到的是两条路，这使他惊惶失措，因为他生平只认得一条直路。使他万分痛苦的是这两条路方向相反。两条直路中的一条排斥另一条，究竟哪一条是正确的呢？
他的处境真是无法形容。
被一个坏人所救，借了这笔债又还了他，这违反自己的意愿，和一个惯犯平起平坐，还帮他忙，以此报答他帮自己的忙；让别人对自己说“走吧”自己又对他说“你自由了”；为了个人的原因而不顾职责，这一普遍的义务，但又感到在这些个人的因素中也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可能还要高一等；背叛社会为了忠于良心；这些妄诞的事他居然都做了，而且还压在他的心头，把他吓呆了。
有件事使他惊愕，就是冉阿让饶恕了他。还有另一件事把他吓得发呆，就是他沙威也饶恕了冉阿让。
他究竟怎么啦？他在寻找自己而找不到。
现在怎么办？交出冉阿让，这是不应该的；让冉阿让恢复自由，也不对。第一种情况，是执行权威的人比苦役犯还卑贱；第二种情况是囚犯升高到法律之上，并将法律踩在脚下。这两种情况对他沙威来说都是有损荣誉的。所有能采取的办法都是犯罪的。在不可能之前命运也有它的悬崖峭壁。越过这些峭壁，生命就只是一个无底深渊了。沙威就处在这样一种绝境里。
他的焦虑之一就是被迫思索，这种强烈的矛盾的感情迫使他思索。思考对他是不习惯的，因而他也特别感到苦恼。
思想里总会有些内心的叛变，由于有了这些内心的叛变，他又感到非常愤懑。
思考，在他狭隘的公职之外的不论何种论题以及在任何场合下的思考，对他来说都是无益和疲劳的。对刚过去的这一天进行思考是一种折磨。在这样的冲击之后，还应当观察自己的内心，使自己了解自己。
他刚才做的事使他战栗，他，沙威，违反一切警章，违反一切社会和司法制度，违反所有的法规，认为释放一个人是对的，这样做使他自己满意，他不办公事而办自己的私事，这不是坏得无法形容吗？每当他正视他所做的这件不知怎样称呼的事时，他浑身发抖。决定做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办法：立刻回到武人街，把冉阿让监禁起来。明摆着这是他该做的事。但是他不能这样做。
有件东西堵着他这方面的路。
有件东西？怎么？难道世上除了审判厅、执行判决、警署和权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沙威因而烦闷苦恼。
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劳改犯，而这是沙威造成的。
沙威和冉阿让，一个是严惩者，一个是忍受者，两人都受着法律的管制，而现在两人竟都高居在法律之上，这难道不可怕吗？
怎么？难道发生了如此荒谬绝伦的事后竟无人受到惩罚！比整个社会秩序更强大的冉阿让自由了，而他沙威，继续吃着政府的面包！
他的沉思越来越可怕了。
在他的沉思中，他本来也可以责备自己在把那个暴动者带到受难修女街去的这件事上是失了职，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大错遮住了小错。此外，这个暴动者肯定已死，在法律上死者是不被追究的。
冉阿让，这才是他精神上的负担。
冉阿让使他困惑。他一生中依据的所有原则在这个人的面前都无法存在。冉阿让对他沙威的宽宏大量使他感到压抑。他回想起了另外一些事，过去他以为是谎言的，现在看来是真实的了。马德兰先生在冉阿让后面出现，这两个人的面目重叠起来，变成一个人，一个可敬的人。沙威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侵入了他的心，那就是他对一个苦役犯感到钦佩。去尊敬一个劳改犯，这可能吗？他因而发抖，但又无法摆脱。经过无效的挣扎，他在内心深处只得承认这个卑贱者的崇高品质。这真令人厌恶。
一个行善的坏人，一个有着同情心的苦役犯，温和，乐于助人，仁慈，以德报怨，对仇恨加以宽恕，以怜悯来替代复仇，宁可毁灭自己而不断送敌人，救出打击过他的人，尊崇高尚的道德，凡人和天使他更接近天使！沙威被迫承认这个怪物是存在的。
但情况也不能再这样延续下去了。
当然，我们再说一遍，他并非毫无抗拒地就向这个使他既愤慨又惊愕的怪物，这个令人厌恶的天使，这个丑恶的英雄投降。当他和冉阿让面对面坐在马车里时，法制象老虎一样无数次在他心里怒吼。无数次他企图冲向冉阿让，抓住他并把他吞掉，这就是说逮捕他。确实，这又有什么困难呢？向经过的第一个哨所叫一声：“这是一个潜逃在外的惯犯！”把警察叫来向他们说：“这个人交给你们处理！”然后把犯人留在那里，自己走开，不问后事如何，自己什么也不再管了。这个人将永远是法律的囚犯，听凭法律处理。这有什么不公正的呢？沙威曾这样对自己说过。他曾想走得更远，动手逮捕这个人，但就象现在一样，他没能做到。每次他的手痉挛地朝着冉阿让的领子举起的时候，又好象在一种重负之下掉了下来，他听见在他思想深处有个声音向他叫着：“好啊，出卖你的救命恩人。然后叫人把本丢彼拉多1的水盆端过来，再去洗你的爪子。”
<font style="font-size: 9pt">1本丢彼拉多（ponce－pilate），犹太巡抚，因祭司长等坚持要处死耶稣，他便叫人端盆水来洗手，表示对此事不负责任，后来耶稣被判刑钉十字架。</font>
接着他又想到自身，在高尚的冉阿让面前，他感到他沙威的地位降低了。
一个苦役犯居然是他的恩人！
他为什么同意这个人让自己活下去？他在那街垒里有权被人杀死。他应该利用这一权利。叫别的起义者来帮助他反对冉阿让，强迫他们枪毙他，这样还好些。
他极端痛苦，为了失去坚定的信心，他感到自己已被连根拔起。法典在他手里只是一根断株残桩了。他得和一种不熟悉的顾虑打交道。他发现了一种感情，和法律上的是非截然不同，而这法律过去一直是他唯一的尺度。停留在他以往的正直作风上已经感到不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涌现出来并征服了他。一个新天地在他心里出现：接受善行又予以报答，这种牺牲精神，仁慈、原宥，出自怜悯的动机而违反了严峻的法纪，尊重个人，不再有最终的判决，不再有入地狱的罪过，法律的眼睛也可能流下一滴泪珠，一种说不清的上帝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是背道而驰的。他看见在黑暗中可怕地升起了一个生疏的道义的太阳，他感到厌恶，但又眼花缭乱。一只猫头鹰被迫强作雄鹰的俯瞰。
他对自己说，这原来是真的，事情会有例外，权力也会变得窘迫，规章在一件事实面前也可以不知所措，并非一切都可以框进法规条文中去，意外的事可以使人顺从，一个苦役犯的崇高品质可以给公务员的正直设下陷阱，鬼怪可以成为神圣，命运中就有这种埋伏，他绝望地想起他自己也无法躲避意料不到的事。
他被迫承认善良是存在的。这个苦役犯是善良的。而他自己，也真是闻所未闻，也行了善。因此他已堕落了。
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厌恶自己。
对沙威来说最理想的是，不去讲人道、伟大和崇高，而只求无过罢了。
可是现在他刚犯了错误。
他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他两手捧着头，但无济于事，他仍茫然不知如何解答。
他当然一直都在使冉阿让再度伏法，冉阿让本来就是法律的俘虏，而他沙威，则是法律的奴隶。他从不承认，当他抓住冉阿让时曾有过一瞬间想放他走的想法。他好象是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手，放走了他。
各种难解的新问题在他眼前闪过，他自问自答，他的答复使他吃惊。他自问：“这个苦役犯，这个绝望的人，我追捕他到了迫害他的地步，而我曾倒在他的脚下，他本可以复仇，也为了泄恨，同时为了自身的安全，他都应该复仇，但他却赦免了我，让我活着。他做了什么？尽他的责任？不是。这是进了一步。而我，我也饶恕了他，我做的又是什么？尽了我的责任。不是。也更进了一步。这样说，在职责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使他惊惶失措，他的天平也散了架，一个秤盘掉进深渊，另一个上了天；沙威对上面的那个和下面的那个都感到同样恐怖。他一点也不是所谓的伏尔泰主义者、哲学家或无神论者，相反地，他本能地是尊敬已成立的教会，他只把它当作整个社会的一个庄严的部分来认识，公共秩序是他的信条，对他来说这已足够了；自从他成年当了警察，他几乎把公安警务当作他的宗教，他做密探就象别人做神甫一样，我们用这些字眼都是从最严肃的涵义而言，丝毫不带讽刺。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
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
这个出乎意料的出现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不知拿这个上级怎么办，他明知下级应当永远服从，不能违背命令，不能责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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