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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为了谋生，山东、河北人等闯关东，而广东、福建人等下南洋。
闯关东、下南洋的先辈们，既然是闯，必然是冒着风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条充满着悲怆、强悍的历程，是一支拯救生命、延续生命的壮歌！历史上闯关东的人，山东一个省就达2000万人以上。
到了六十年代，我们东海边上的知青闯关东为了什么？
有人说是为了战争，戍边保国；也有人说是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流放”造反的红卫兵，去磨练、再教育。
一
在我妻子的心里，关东——那个遥远、寒冷而荒凉的地方，不是人待之处，要不然，去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都跑回来了。
她问我：“如果那地方好，你不在那里扎根？挣扎着回来干什么？”
我很难解释，只是尴尬地笑笑“到时候，你去看了就明白了。”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向她求婚。
她问我：“你能不能调回来？”
我难堪地回答：“很难！要是我回不来，你能去吗？”
她一脸惊恐的神色，好象在告诉我：你自己都在那里受苦，还把我带入那个苦难的深渊？这难怪她，也为难她。我们这些知青一般人在关东熬了几年，短的就几天，到了那里转身就逃回来了，连户口都不要了，更有甚者，为了逃避此劫而装疯卖傻。
我却在关东闯荡了十二年！
有人觉得我犯傻，也有人佩服我，我也在佩服自己。
我俩的婚姻冷却了三年之后终成眷属，我依然在关东，她照旧留在东海之滨，相隔千山万水，两地牵挂，魂牵梦萦。她没有追问我那一句话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你能不能调回来？”我也没有信誓旦旦承诺：马上调回来，更没有逼她到关东去。
调回来？天知道有多难！什么时候能归？天晓得。
我心里暗下决心：结婚之后有了儿子就回，调不回去大不了离职而归。
在我离开关东二十六年里，我曾经三次回关东，邀请妻子同去，都被拒绝。这次我请她随我去关东“考察”那个令她胆战心惊的地方，让她去闯关东！我怕她拒绝，没想到，她欣然愿往。
2007年6月14日，出发前一天，我给阔别三十八年的老班长老田发了短信息：“明天我去哈尔滨，能见到您吗？”
他回复：“好呀！行程怎么安排？欢迎到大兴安岭来！”
我回复：“我妻子是第一次到关东，行程：哈市——长白山——松花湖——本溪水洞——鞍山千山——大连，就八天时间。大兴安岭很想去！下次吧。”
他回复：“噢，行程够复杂的，那我到哈尔滨相聚。”
飞机起飞前，我又收到他的短信息：“我到机场接您，请告诉航班？”
从大兴安岭到哈尔滨，坐火车也得十来个小时（我坐飞机到那里才三个来小时），我知道他身体不大好，听说前段时间在北京治疗，再者，老同学小丁带轿车到机场接我们，真不好意思叨扰他。我发短信息：“我的同学已经安排接我，不麻烦您了。”
马上他回复：“我都安排好的呀！”
他不远千里来接我，盛情难却，我很感动！虽然是阔别三十年的老朋友，彼此都希望早些见面，思友如渴。可是，他毕竟担任过地级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更可贵的是他身染重病。
我回复：“那太谢谢了！”
为了省点钱，我们买打折的连线机票，经北京转机到哈尔滨，到达机场的时间是晚上9：30，我让妻子等候行李，我急匆匆地出了候机大厅。
我的同学小丁夫妻俩已经看到我，她们迎了上来，喊着：“沈大哥，嫂子呢？”
“她在等行李。”我回答着，眼睛往四周扫瞄着。
三十八年前，我们都是风华少年，英姿勃发，三十八年的沧桑，我们已经是华发盖头，皱纹铺脸，人的模样变化大了，我担心见了面彼此已经陌生。在不远处，灯光下，有一个人在注视着我。我打量着他，中等身材，脸色紫红，还能看出留在自己记忆里当年他的身影，几乎是同时，我们相对而行，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心里激荡着思念之情，沉默中只有关爱的目光在交织、问候！
我的眼睛湿润了，是他——老班长，在我遥远的记忆里：
那是我到农场的第一夏天，炎热的天气，我们步行五、六十里地到五分场去收割麦子。到了那里，烈日当空，挥汗如雨，握镰割麦。晚上，住的是废弃的马厩，打扫干净，铺上干草，累了一天，躺在上面挺舒服，酣然入梦。
那年头，开批判会是常事，就为了一点小事，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就针尖大的事可以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会。一天午饭之后，连队突然紧急集合，就在餐厅外面，现场批判会开始了，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浪费粮食犯罪行为，起因是连队领导在餐厅里发现了被糟蹋的米饭。会议开始了，一位头戴草帽的老知青，阔步走上台阶，站在台上（大门门厅），他神态严肃，脱稿演讲，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言辞犀利，我被他的口才所折服。我们南方人内秀，口语不行，发音不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连队搞了一次军训，在紧急集合的时候，我无意中踩了连队指导员的脚掌而触怒了他，事后我受到打击报复“贬”到他的班，连队里难弄的人物都集中在他手下，他是连队最有水平的班长，能治住这班调皮捣蛋的家伙。我去了之后，他知道我来的原因，没有歧视我，反而，受到他的爱护和青睐，成了班里的“文书”让我写通信报道，批判稿子
我还在回忆中，他摇动着我的手“焕利啊，三十多年了，还能认出来——”
“老领导，您好！”
“什么老领导，老朋友！”他把我带到一辆高级轿车跟前，给我介绍跟他一起来的朋友，一位是银行行长，另一位是啤酒厂厂长，看得出来他们是铁哥们，是一起来接我的。
我也把妻子和同学夫妇给他们做了介绍，然后我坐他们的车，我妻子坐同学的车，直奔下榻的友谊宫宾馆，它位于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里，对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阳岛。这宾馆是我在网上预订的，想让妻子能随时欣赏美丽的松花江，留下个好印象，也不枉此行。
旧好相逢，有说不完的话，我送一件令他们意外的礼物：拙作寒江雪。告别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
翌日，我们早早起来了。来到江边，晨练的人们迎来了东升的旭日，宽阔、美丽的松花江只有半江水，可是神韵依然，我问妻子：“松花江如何？”
她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只是环顾四周，欣赏着这里陌生而独特的景色。我们漫步到防洪纪念塔下，留影纪念。参观了兆麟（以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命名）公园。那天，小丁的爱人陪她游览了美丽的太阳岛、雄伟的索菲亚大教堂、俄罗斯风格的中央大街，让她开了眼。
午餐，为了让我们吃到松花江名贵的鱼：三花、鳟鱼，老班长夫妇安排在江北渔村大酒店给我们接风洗尘，还特意邀请了一位大兴安岭的年青专业作家作陪（他最近要出一本关于鄂伦春族的长篇小说），作陪的还有啤酒厂厂长等。
酒桌上，我的左边是老班长，右边是他的夫人，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喝酒，以茶代酒，其实我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喝酒，可是，我心里高兴，豁出去了，接受了酒桌上的礼节和他们盛情的敬酒
我和老班长在谈论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回忆痛苦的经历是一种幸福！
他离开农场比我早，彼此都不了解离开农场后的对方的经历，他曾经是大兴安岭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我在乐清市劳动服务公司也当过经理。他在仕途上走得比我好，职位比我高，是因为他比我有才华，可是，仕途坎坷，担任的职位都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屈才了，我们无怨无悔！也许，是农场共同的艰苦经历、淡泊人生所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他夫人也很有才干，曾经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现在自己开店当老板，她站起来敬我酒的时候说：“我敬你酒，读了你的文章，有一句话感动了我：我老了，而松花江依旧”
我感到惊讶，一夜之间，一本厚书，我嫂子读了竟然能够寻找到一句能够描述我们这一代人此时此刻的心情，能够感动我们的那一句话，我端起酒和嫂子碰杯之后，一仰头，一口闷，含泪吟颂：“我老了，而松花江依旧，波浪汹涌，骇浪拍岸。”
松花江就在我们身边，隐约可闻的涛声在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二
阿城市，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的繁兴之地，是金朝的开国都城。
默默无闻的阿什河哺育了金朝在东北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金上京会宁府，位于阿城市城南四里的白城，是我国满族的先世女真族所建金朝(1115——1234年)的早期都城。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至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到燕京(后改称中都，即今北京)止，金政权在这里历四帝，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迁都后，这里虽然一度受到破坏，但作为女真族的发祥地和上京路、会宁府的治所，金末并设有上京行省和元帅府等机构。在整个金代，上京会宁府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在关东闯荡十几年，在阿城待了多半的时间，曾经在亚布力滑过雪，在阿什河游过泳
从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黑龙江涤纶厂工作，它是一个投资近2亿元的新项目。
刚去报到的时候，在哈尔滨道外的一家小旅馆里，新厂筹建处就设在那里，所有的人加起来不到一桌。工厂选址在阿城城西2公里处舍利屯。我到那里的时候，还是一片庄稼地，路边上支着两个帐篷，一个是宿舍，另一个是食堂，工程科七八个人，副科长姓杨，身材高大，带一付眼镜，小平头，大学学历，为人豪爽。
我们的工作是搞水文调查，测量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水井的水位、方位，水质取样，然后，将这些水文资料和水样及时提供给长春给排水设计院，进行水系统的设计。
经过我们六年的艰苦奋斗，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化纤企业建设起来了。我也如愿调回了老家。
二十六年之后，我携妻故地重游，驾驶着同学那辆气派的轿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路旁起伏的冈峦长满了庄稼，满眼的绿色庄稼在风里翻滚着，漾溢着诱人的气息和芳香。
“那是什么地方？很气派，很漂亮！”妻子指着远处建筑群落问我。
我看了看里程表，离我的工厂不远了，估计是我涤纶厂的生活区，我有些自豪，反问她：“真的不错？我瞧瞧。”我把车窗放下来，放慢车速，看到在一片绿色庄稼的尽头，高冈之上几十幢红砖大楼拔地而起，被环绕是绿树簇拥着，分外挺拔、突兀。
车子下了高速公路，渐渐地驶近了，环境变化巨大，工厂比我离开的时候的规模大多了，连我自己都怀疑眼前的建筑群是不是我曾经待过的地方。向路人打听了去涤纶厂的路，我开着车进了生活区，小路不宽，两旁绿树成阴。前面在修路，车子只得停在一幢大楼旁，我给前来接我们的同学老杨打了电话，等他来接我们。
“哦——这就是你工作过的工厂！？”妻子有些惊奇，在她的印象里，这里的条件极为恶劣。
“不错吧！这是我第二故乡，这里有我的家。”我突然感到有些骄傲，下了车，我在寻找那幢自己曾经生活过几年的宿舍楼，幢号已经忘了，只记得在生活区的南头，四层楼的顶层，从窗户、小阳台可以看到远处起伏的冈峦和绿油油的庄稼，小套房子，一间卧室，一条小走廊连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小卫生间，厨房外有一个小阳台，我是以结婚的名义分来的，可是，女主人一直没有来过。
老杨寻到了我们，老同学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老杨，我原来住的那幢楼在哪里？”我想带妻子上楼看看。
他想了想“是不是那幢？”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幢楼，其实，他也记不清楚了“和你南方住的那幢楼比，差远喽！”他到过我南方的家。
“要不要，上去看看？”我征求妻子的意见。
丁同学也去过我南方的家，知道差距太大，这里房子寒碜，没啥看头，他在旁边劝道：“还看啥！大热的天，要是人家锁了门，爬到四楼，不是白跑一躺？”
到了老杨家，在生活区的西南，顶层，两居室，可以鸟瞰远处的田野。我们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二闺女，他妻子我熟悉，原来在厂行政办公室工作，现已预退。大女儿在北京工作。二女儿高考完了，报了志愿，在等消息。
我们这家企业是关东赫赫有名的国营集团公司，注册资本近2亿，员工超千，曾经是的创税大户，上市公司，可是，在市场经济的风浪里经历了坎坷的历程，股份制改造之后，出现了资金紧张，重组不彻底，停工停产，亏损严重，曾经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我所熟悉的企业元老、骨干、技术人员绝大多数离开了，就是我带出来的学徒工年龄仅40来岁也都办了预退手续，被赶出工厂，每月只发二百多元的生活费，日子窘迫，不得不另谋生计，有的到外地打工，有的在街上摆摊
午餐，在生活区的一家酒楼里，老杨设宴招待我们，天气很热，老杨把珍藏多年的方瓶玉泉大曲拿出来招待我们，几杯酒下肚，我们话就多了。
作陪的是老朋友、老同行吴工程师，是当地的满族人，他刚从上海的儿子那里回来。吴工发现少了一个人，问：“小魏呢？怎么没来？”他是我们同一批分配过来的同学，上海人，就他还在工厂的岗位上。
“找过了，家里没人，可能还在糖厂那边留守。”老杨的妻子回答。
“他在那里干啥？”我感到奇怪，我疑惑地望着他们。
吴工毕竟是工厂里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知道些内情，他愤然地说：“我们公司在那里又上了一个项目，从西欧那边引进一条生产线，其实是一条淘汰的生产线，化了好大一笔钱，安装完后就停在那里，损失大了！”他气得嘴里唾沫飞溅，手在颤抖，举在空中的酒杯都洒出了酒，他长叹了一口气“哎—... -->>
历史上，为了谋生，山东、河北人等闯关东，而广东、福建人等下南洋。
闯关东、下南洋的先辈们，既然是闯，必然是冒着风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条充满着悲怆、强悍的历程，是一支拯救生命、延续生命的壮歌！历史上闯关东的人，山东一个省就达2000万人以上。
到了六十年代，我们东海边上的知青闯关东为了什么？
有人说是为了战争，戍边保国；也有人说是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流放”造反的红卫兵，去磨练、再教育。
一
在我妻子的心里，关东——那个遥远、寒冷而荒凉的地方，不是人待之处，要不然，去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都跑回来了。
她问我：“如果那地方好，你不在那里扎根？挣扎着回来干什么？”
我很难解释，只是尴尬地笑笑“到时候，你去看了就明白了。”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向她求婚。
她问我：“你能不能调回来？”
我难堪地回答：“很难！要是我回不来，你能去吗？”
她一脸惊恐的神色，好象在告诉我：你自己都在那里受苦，还把我带入那个苦难的深渊？这难怪她，也为难她。我们这些知青一般人在关东熬了几年，短的就几天，到了那里转身就逃回来了，连户口都不要了，更有甚者，为了逃避此劫而装疯卖傻。
我却在关东闯荡了十二年！
有人觉得我犯傻，也有人佩服我，我也在佩服自己。
我俩的婚姻冷却了三年之后终成眷属，我依然在关东，她照旧留在东海之滨，相隔千山万水，两地牵挂，魂牵梦萦。她没有追问我那一句话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你能不能调回来？”我也没有信誓旦旦承诺：马上调回来，更没有逼她到关东去。
调回来？天知道有多难！什么时候能归？天晓得。
我心里暗下决心：结婚之后有了儿子就回，调不回去大不了离职而归。
在我离开关东二十六年里，我曾经三次回关东，邀请妻子同去，都被拒绝。这次我请她随我去关东“考察”那个令她胆战心惊的地方，让她去闯关东！我怕她拒绝，没想到，她欣然愿往。
2007年6月14日，出发前一天，我给阔别三十八年的老班长老田发了短信息：“明天我去哈尔滨，能见到您吗？”
他回复：“好呀！行程怎么安排？欢迎到大兴安岭来！”
我回复：“我妻子是第一次到关东，行程：哈市——长白山——松花湖——本溪水洞——鞍山千山——大连，就八天时间。大兴安岭很想去！下次吧。”
他回复：“噢，行程够复杂的，那我到哈尔滨相聚。”
飞机起飞前，我又收到他的短信息：“我到机场接您，请告诉航班？”
从大兴安岭到哈尔滨，坐火车也得十来个小时（我坐飞机到那里才三个来小时），我知道他身体不大好，听说前段时间在北京治疗，再者，老同学小丁带轿车到机场接我们，真不好意思叨扰他。我发短信息：“我的同学已经安排接我，不麻烦您了。”
马上他回复：“我都安排好的呀！”
他不远千里来接我，盛情难却，我很感动！虽然是阔别三十年的老朋友，彼此都希望早些见面，思友如渴。可是，他毕竟担任过地级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更可贵的是他身染重病。
我回复：“那太谢谢了！”
为了省点钱，我们买打折的连线机票，经北京转机到哈尔滨，到达机场的时间是晚上9：30，我让妻子等候行李，我急匆匆地出了候机大厅。
我的同学小丁夫妻俩已经看到我，她们迎了上来，喊着：“沈大哥，嫂子呢？”
“她在等行李。”我回答着，眼睛往四周扫瞄着。
三十八年前，我们都是风华少年，英姿勃发，三十八年的沧桑，我们已经是华发盖头，皱纹铺脸，人的模样变化大了，我担心见了面彼此已经陌生。在不远处，灯光下，有一个人在注视着我。我打量着他，中等身材，脸色紫红，还能看出留在自己记忆里当年他的身影，几乎是同时，我们相对而行，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心里激荡着思念之情，沉默中只有关爱的目光在交织、问候！
我的眼睛湿润了，是他——老班长，在我遥远的记忆里：
那是我到农场的第一夏天，炎热的天气，我们步行五、六十里地到五分场去收割麦子。到了那里，烈日当空，挥汗如雨，握镰割麦。晚上，住的是废弃的马厩，打扫干净，铺上干草，累了一天，躺在上面挺舒服，酣然入梦。
那年头，开批判会是常事，就为了一点小事，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就针尖大的事可以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会。一天午饭之后，连队突然紧急集合，就在餐厅外面，现场批判会开始了，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浪费粮食犯罪行为，起因是连队领导在餐厅里发现了被糟蹋的米饭。会议开始了，一位头戴草帽的老知青，阔步走上台阶，站在台上（大门门厅），他神态严肃，脱稿演讲，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言辞犀利，我被他的口才所折服。我们南方人内秀，口语不行，发音不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连队搞了一次军训，在紧急集合的时候，我无意中踩了连队指导员的脚掌而触怒了他，事后我受到打击报复“贬”到他的班，连队里难弄的人物都集中在他手下，他是连队最有水平的班长，能治住这班调皮捣蛋的家伙。我去了之后，他知道我来的原因，没有歧视我，反而，受到他的爱护和青睐，成了班里的“文书”让我写通信报道，批判稿子
我还在回忆中，他摇动着我的手“焕利啊，三十多年了，还能认出来——”
“老领导，您好！”
“什么老领导，老朋友！”他把我带到一辆高级轿车跟前，给我介绍跟他一起来的朋友，一位是银行行长，另一位是啤酒厂厂长，看得出来他们是铁哥们，是一起来接我的。
我也把妻子和同学夫妇给他们做了介绍，然后我坐他们的车，我妻子坐同学的车，直奔下榻的友谊宫宾馆，它位于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里，对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阳岛。这宾馆是我在网上预订的，想让妻子能随时欣赏美丽的松花江，留下个好印象，也不枉此行。
旧好相逢，有说不完的话，我送一件令他们意外的礼物：拙作寒江雪。告别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
翌日，我们早早起来了。来到江边，晨练的人们迎来了东升的旭日，宽阔、美丽的松花江只有半江水，可是神韵依然，我问妻子：“松花江如何？”
她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只是环顾四周，欣赏着这里陌生而独特的景色。我们漫步到防洪纪念塔下，留影纪念。参观了兆麟（以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命名）公园。那天，小丁的爱人陪她游览了美丽的太阳岛、雄伟的索菲亚大教堂、俄罗斯风格的中央大街，让她开了眼。
午餐，为了让我们吃到松花江名贵的鱼：三花、鳟鱼，老班长夫妇安排在江北渔村大酒店给我们接风洗尘，还特意邀请了一位大兴安岭的年青专业作家作陪（他最近要出一本关于鄂伦春族的长篇小说），作陪的还有啤酒厂厂长等。
酒桌上，我的左边是老班长，右边是他的夫人，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喝酒，以茶代酒，其实我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喝酒，可是，我心里高兴，豁出去了，接受了酒桌上的礼节和他们盛情的敬酒
我和老班长在谈论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回忆痛苦的经历是一种幸福！
他离开农场比我早，彼此都不了解离开农场后的对方的经历，他曾经是大兴安岭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我在乐清市劳动服务公司也当过经理。他在仕途上走得比我好，职位比我高，是因为他比我有才华，可是，仕途坎坷，担任的职位都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屈才了，我们无怨无悔！也许，是农场共同的艰苦经历、淡泊人生所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他夫人也很有才干，曾经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现在自己开店当老板，她站起来敬我酒的时候说：“我敬你酒，读了你的文章，有一句话感动了我：我老了，而松花江依旧”
我感到惊讶，一夜之间，一本厚书，我嫂子读了竟然能够寻找到一句能够描述我们这一代人此时此刻的心情，能够感动我们的那一句话，我端起酒和嫂子碰杯之后，一仰头，一口闷，含泪吟颂：“我老了，而松花江依旧，波浪汹涌，骇浪拍岸。”
松花江就在我们身边，隐约可闻的涛声在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二
阿城市，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的繁兴之地，是金朝的开国都城。
默默无闻的阿什河哺育了金朝在东北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金上京会宁府，位于阿城市城南四里的白城，是我国满族的先世女真族所建金朝(1115——1234年)的早期都城。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至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到燕京(后改称中都，即今北京)止，金政权在这里历四帝，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统治达三十八年之久。迁都后，这里虽然一度受到破坏，但作为女真族的发祥地和上京路、会宁府的治所，金末并设有上京行省和元帅府等机构。在整个金代，上京会宁府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在关东闯荡十几年，在阿城待了多半的时间，曾经在亚布力滑过雪，在阿什河游过泳
从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黑龙江涤纶厂工作，它是一个投资近2亿元的新项目。
刚去报到的时候，在哈尔滨道外的一家小旅馆里，新厂筹建处就设在那里，所有的人加起来不到一桌。工厂选址在阿城城西2公里处舍利屯。我到那里的时候，还是一片庄稼地，路边上支着两个帐篷，一个是宿舍，另一个是食堂，工程科七八个人，副科长姓杨，身材高大，带一付眼镜，小平头，大学学历，为人豪爽。
我们的工作是搞水文调查，测量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水井的水位、方位，水质取样，然后，将这些水文资料和水样及时提供给长春给排水设计院，进行水系统的设计。
经过我们六年的艰苦奋斗，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化纤企业建设起来了。我也如愿调回了老家。
二十六年之后，我携妻故地重游，驾驶着同学那辆气派的轿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路旁起伏的冈峦长满了庄稼，满眼的绿色庄稼在风里翻滚着，漾溢着诱人的气息和芳香。
“那是什么地方？很气派，很漂亮！”妻子指着远处建筑群落问我。
我看了看里程表，离我的工厂不远了，估计是我涤纶厂的生活区，我有些自豪，反问她：“真的不错？我瞧瞧。”我把车窗放下来，放慢车速，看到在一片绿色庄稼的尽头，高冈之上几十幢红砖大楼拔地而起，被环绕是绿树簇拥着，分外挺拔、突兀。
车子下了高速公路，渐渐地驶近了，环境变化巨大，工厂比我离开的时候的规模大多了，连我自己都怀疑眼前的建筑群是不是我曾经待过的地方。向路人打听了去涤纶厂的路，我开着车进了生活区，小路不宽，两旁绿树成阴。前面在修路，车子只得停在一幢大楼旁，我给前来接我们的同学老杨打了电话，等他来接我们。
“哦——这就是你工作过的工厂！？”妻子有些惊奇，在她的印象里，这里的条件极为恶劣。
“不错吧！这是我第二故乡，这里有我的家。”我突然感到有些骄傲，下了车，我在寻找那幢自己曾经生活过几年的宿舍楼，幢号已经忘了，只记得在生活区的南头，四层楼的顶层，从窗户、小阳台可以看到远处起伏的冈峦和绿油油的庄稼，小套房子，一间卧室，一条小走廊连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小卫生间，厨房外有一个小阳台，我是以结婚的名义分来的，可是，女主人一直没有来过。
老杨寻到了我们，老同学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老杨，我原来住的那幢楼在哪里？”我想带妻子上楼看看。
他想了想“是不是那幢？”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幢楼，其实，他也记不清楚了“和你南方住的那幢楼比，差远喽！”他到过我南方的家。
“要不要，上去看看？”我征求妻子的意见。
丁同学也去过我南方的家，知道差距太大，这里房子寒碜，没啥看头，他在旁边劝道：“还看啥！大热的天，要是人家锁了门，爬到四楼，不是白跑一躺？”
到了老杨家，在生活区的西南，顶层，两居室，可以鸟瞰远处的田野。我们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二闺女，他妻子我熟悉，原来在厂行政办公室工作，现已预退。大女儿在北京工作。二女儿高考完了，报了志愿，在等消息。
我们这家企业是关东赫赫有名的国营集团公司，注册资本近2亿，员工超千，曾经是的创税大户，上市公司，可是，在市场经济的风浪里经历了坎坷的历程，股份制改造之后，出现了资金紧张，重组不彻底，停工停产，亏损严重，曾经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我所熟悉的企业元老、骨干、技术人员绝大多数离开了，就是我带出来的学徒工年龄仅40来岁也都办了预退手续，被赶出工厂，每月只发二百多元的生活费，日子窘迫，不得不另谋生计，有的到外地打工，有的在街上摆摊
午餐，在生活区的一家酒楼里，老杨设宴招待我们，天气很热，老杨把珍藏多年的方瓶玉泉大曲拿出来招待我们，几杯酒下肚，我们话就多了。
作陪的是老朋友、老同行吴工程师，是当地的满族人，他刚从上海的儿子那里回来。吴工发现少了一个人，问：“小魏呢？怎么没来？”他是我们同一批分配过来的同学，上海人，就他还在工厂的岗位上。
“找过了，家里没人，可能还在糖厂那边留守。”老杨的妻子回答。
“他在那里干啥？”我感到奇怪，我疑惑地望着他们。
吴工毕竟是工厂里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知道些内情，他愤然地说：“我们公司在那里又上了一个项目，从西欧那边引进一条生产线，其实是一条淘汰的生产线，化了好大一笔钱，安装完后就停在那里，损失大了！”他气得嘴里唾沫飞溅，手在颤抖，举在空中的酒杯都洒出了酒，他长叹了一口气“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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