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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就业焦虑——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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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就业焦虑——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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