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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这个名词在我们70、80年代人记忆中是有恐惧成份的，在我们心里留有余悸。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边境地区还是很紧张的，特务这个词汇几乎整天出现在人们口里。
7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军队对越南宣战，南方战事，北方也很紧张。我们家地处边境，家家有民兵，对特务这个词汇是时常提起的。因为，那时候民兵总拉练，搞的气氛紧张，谣传也多。听说特务很残忍，也很毒辣。在电影里也常看见，特务是不讲究人性的。
我们家居住地是个粮库，粮食是战时必须的物资和保障。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是相当的警惕的。
我们粮库的西面是松花江，东面有个山包，说山不是山，说丘不是丘的地方，山顶上有茂密的树木，北面是稻田，稻田的远处也是松花江，松花江的对岸是前苏联。
粮库周围都有原始的树木，树木最多以粮库食堂后面为最多。粮库的正大门向东，除了粮库大门一百多米就是食堂，一个供200人吃饭的地方，就是一栋大大土房子。
东山包和粮库食堂以及稻田里，甚至有的个人家的院子里时常在半夜有信号弹升起。
信号弹肯定是发送某种信息的。信号弹是定时的，不是人直接放的那种，否则早就可以抓到特务。
信号弹的存在，证明真有特务存在。可是，特务到底会是谁？谁有时间去把信号弹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信号弹的发起时间和地点总变化，就是找不到人。
我们那里的人都是全国各地来的转业军人，再有就是浙江、上海、北京青年，总计正式职工和家属孩子也就是200多人，看上去哪个人都是好人，哪个都是坏人。
公社和县里的武装部以及公安来过多次，怎么查也查不出特务到底是谁？他们按照每个人的历史、家族、祖籍查，查的连祖宗是哪里的干什么的都很清楚。怎么查这些人里都不可能与前苏联有什么关系。周围的附近的村子也都查了，依旧没有任何结果。
信号弹依旧此起彼伏。特别是公安在的时候，特务像是挑衅一样，就在公安住的窗前不远的树林里也有信号弹升起。
最后，形成一个暗地里谁都互相监视，几乎每个人都有人监视也都在监视别人。信号弹依旧升起。大家确认放信号弹的肯定是外村人。
公安把目标锁定在几个外村，也采取一家监视一家的方式。可是信号弹还是有时候升起。
抓特务的思想在我们几个同学的脑袋里形成。于是，我们同学和高我们两年级的同学成立抓特务小组，成员算我7个人。成立抓特务小组事情只有我们7个人知道，每天晚上8点多，我们悄悄地聚合在一个树林里碰头。我们在树林里修了个地洞，上面是树叶和青草，青草是带土的，时间常不会干枯。
我们7个人里面我最小，只有9岁，最大的也就15岁。我们效仿电影里的儿童团一人有一把红缨枪，有时候还把家里菜刀带上或者砍柴的镰刀以及自己土制的火枪。
我们在地洞里碰头，然后两人一小组在粮库的家属区东西南北潜伏，监视和观察有没有特务在行动。说老实话，我们从来都没看见谁家有反常。信号弹依旧在几个树林里升起，有民兵会立即赶去。我们依旧在监视着家属区的动向。
一次，是个中秋节。我们带好吃的，早早的碰头，然后分工潜伏起来。一夜，没有信号弹，没有看见谁家出来人。
凌晨3点多，我们实在是又冷又困，大家聚居在一起商议回去睡觉。我们走到老师家的后园子的时候，突然一颗信号弹就在我浙江一个老师家墙角升起。我们吓坏了。咋呼着抓特务，一是给自己壮胆，二是告诉人们有特务的信号弹。
大人们和民兵闻讯赶来，到升起信号弹的地方查找，也把老师夫妇叫去审问。老师是个女的，浙江青年刚结婚态度很坚定，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大家也分析，她要是做也不敢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让他们回去了。粮库的领导偷着找我们几个人悄悄告诉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多注意老师的举动，她几点回家的，几点上课的，都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和谁接触过。只要有些微的变化就立即报告。
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变化，直到她返城回浙江工作。
一次，粮库演电影，电影刚开始，离电影院不远的地方就升起信号弹。电影终止。大人小孩一起去抓特务，结果依旧是无功而返。
后来，随着南方的战争胜利，信号弹也少了，直到渐渐消失。始终没有抓到特务。附近的村子抓起一些人，经查也都没有迹象表明被抓起来的人就是特务，没有定性。
有个看瓜地的一个老头，莫名其妙的死了。大家才一震，可能他是特务。因为，他是个外地人，还会武功，还教我们学习梅花拳。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猜测。公安的鉴定说他是自杀的。他没有老婆，自己一个人居住在粮库的瓜地。瓜地离粮库也就三百米。
抓特务抓了两年多，我们家就迁走进城里了。以后同学聚会闲聊的时候说起来，感觉很可笑。但是，老师家的那颗信号弹给我们的恐惧和心悸时常还是能感受到的。
目前，我们全社会改革开放，外来的人比较多，人口流动也大。难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渗透“特务”现在叫间谍。
通过我们抓特务的经历来看，间谍隐藏的是很深的，在过好日子的时候，别忘记了自己的安全以及国家安全。
特务这个名词在我们70、80年代人记忆中是有恐惧成份的，在我们心里留有余悸。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边境地区还是很紧张的，特务这个词汇几乎整天出现在人们口里。
7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军队对越南宣战，南方战事，北方也很紧张。我们家地处边境，家家有民兵，对特务这个词汇是时常提起的。因为，那时候民兵总拉练，搞的气氛紧张，谣传也多。听说特务很残忍，也很毒辣。在电影里也常看见，特务是不讲究人性的。
我们家居住地是个粮库，粮食是战时必须的物资和保障。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是相当的警惕的。
我们粮库的西面是松花江，东面有个山包，说山不是山，说丘不是丘的地方，山顶上有茂密的树木，北面是稻田，稻田的远处也是松花江，松花江的对岸是前苏联。
粮库周围都有原始的树木，树木最多以粮库食堂后面为最多。粮库的正大门向东，除了粮库大门一百多米就是食堂，一个供200人吃饭的地方，就是一栋大大土房子。
东山包和粮库食堂以及稻田里，甚至有的个人家的院子里时常在半夜有信号弹升起。
信号弹肯定是发送某种信息的。信号弹是定时的，不是人直接放的那种，否则早就可以抓到特务。
信号弹的存在，证明真有特务存在。可是，特务到底会是谁？谁有时间去把信号弹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信号弹的发起时间和地点总变化，就是找不到人。
我们那里的人都是全国各地来的转业军人，再有就是浙江、上海、北京青年，总计正式职工和家属孩子也就是200多人，看上去哪个人都是好人，哪个都是坏人。
公社和县里的武装部以及公安来过多次，怎么查也查不出特务到底是谁？他们按照每个人的历史、家族、祖籍查，查的连祖宗是哪里的干什么的都很清楚。怎么查这些人里都不可能与前苏联有什么关系。周围的附近的村子也都查了，依旧没有任何结果。
信号弹依旧此起彼伏。特别是公安在的时候，特务像是挑衅一样，就在公安住的窗前不远的树林里也有信号弹升起。
最后，形成一个暗地里谁都互相监视，几乎每个人都有人监视也都在监视别人。信号弹依旧升起。大家确认放信号弹的肯定是外村人。
公安把目标锁定在几个外村，也采取一家监视一家的方式。可是信号弹还是有时候升起。
抓特务的思想在我们几个同学的脑袋里形成。于是，我们同学和高我们两年级的同学成立抓特务小组，成员算我7个人。成立抓特务小组事情只有我们7个人知道，每天晚上8点多，我们悄悄地聚合在一个树林里碰头。我们在树林里修了个地洞，上面是树叶和青草，青草是带土的，时间常不会干枯。
我们7个人里面我最小，只有9岁，最大的也就15岁。我们效仿电影里的儿童团一人有一把红缨枪，有时候还把家里菜刀带上或者砍柴的镰刀以及自己土制的火枪。
我们在地洞里碰头，然后两人一小组在粮库的家属区东西南北潜伏，监视和观察有没有特务在行动。说老实话，我们从来都没看见谁家有反常。信号弹依旧在几个树林里升起，有民兵会立即赶去。我们依旧在监视着家属区的动向。
一次，是个中秋节。我们带好吃的，早早的碰头，然后分工潜伏起来。一夜，没有信号弹，没有看见谁家出来人。
凌晨3点多，我们实在是又冷又困，大家聚居在一起商议回去睡觉。我们走到老师家的后园子的时候，突然一颗信号弹就在我浙江一个老师家墙角升起。我们吓坏了。咋呼着抓特务，一是给自己壮胆，二是告诉人们有特务的信号弹。
大人们和民兵闻讯赶来，到升起信号弹的地方查找，也把老师夫妇叫去审问。老师是个女的，浙江青年刚结婚态度很坚定，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大家也分析，她要是做也不敢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让他们回去了。粮库的领导偷着找我们几个人悄悄告诉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多注意老师的举动，她几点回家的，几点上课的，都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和谁接触过。只要有些微的变化就立即报告。
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变化，直到她返城回浙江工作。
一次，粮库演电影，电影刚开始，离电影院不远的地方就升起信号弹。电影终止。大人小孩一起去抓特务，结果依旧是无功而返。
后来，随着南方的战争胜利，信号弹也少了，直到渐渐消失。始终没有抓到特务。附近的村子抓起一些人，经查也都没有迹象表明被抓起来的人就是特务，没有定性。
有个看瓜地的一个老头，莫名其妙的死了。大家才一震，可能他是特务。因为，他是个外地人，还会武功，还教我们学习梅花拳。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猜测。公安的鉴定说他是自杀的。他没有老婆，自己一个人居住在粮库的瓜地。瓜地离粮库也就三百米。
抓特务抓了两年多，我们家就迁走进城里了。以后同学聚会闲聊的时候说起来，感觉很可笑。但是，老师家的那颗信号弹给我们的恐惧和心悸时常还是能感受到的。
目前，我们全社会改革开放，外来的人比较多，人口流动也大。难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渗透“特务”现在叫间谍。
通过我们抓特务的经历来看，间谍隐藏的是很深的，在过好日子的时候，别忘记了自己的安全以及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