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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于民国初年，只读过几年私塾，一辈子当农民，他和母亲抚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成人，个个读书，成家立业。他们虽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父亲的一句话却能让我受用终生，并将福泽子孙。这就是他常向我们念叨的——我为你们谋出了好路，你们兄弟姐妹好作人啊！
开始，我对父亲的这句话并不理解，因为我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家务农，那时取消了高考，升学要靠大队和公社推荐，而当时父亲被当作农村走资派批斗，推荐上学自然没有我的份儿。所以，当父亲说这话时，难免表现出对他的不满。这时，父亲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一生一世，一没讨米，二没做贼，三没抢劫，你们不好做人还有谁好做人？”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说，只能说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不出奇，但是从旧社会经历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能作到这几点，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解放前，我家穷得叮当响，只有几分山地和一亩水田，主要依靠父母给别人打短工、零工、挑脚担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其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不管有多难多苦，哪怕是一家人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儿女们被饿得晕了过去，父母也从没有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就跑回娘家去，请求接济。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家乡解放时才结束。
家乡解放之后，我家分得了田土和山林，经济上摆脱了贫穷的困境；政治上也大翻身，父亲还当上了基层干部。但是，由于父亲为人正直，疾恶如仇，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因此，每次政治运动中，父亲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挨批斗的对象。然而每次批斗之后，经过审查，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所以，运动一结束，又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和职务。而父亲从不知道吸取教训，看到违法乱纪和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的事与人，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这也给下次的政治运动埋下了祸根。有时，母亲与我们兄弟劝说他，要他说话作事注意一点，不要老是得罪人。可父亲总是说：“我是大队干部，就应该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怕这怕那，对工作不负责任，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呢。再说：逢人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我走的是正路，有什么可怕的呀？”父亲就是这样，总是一条直路走到底。到了“文革”时期，他终于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免除了大队干部的职务。对此，父亲非常坦然，他说：“我的路没走错，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群众的地方，也没有为祖先和子孙后代抹黑，我不后悔。”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为人正直，只会走正路，没有谁走歪门邪道。尤其是本人，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秉性。在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几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体力劳动特重，粮食又少，经常吃不饱，政治上又常受压制，可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几年。但是，我从没有屈服过，既没去走歪门邪道，也没有向那些权贵们低头，更没去向什么人讨好，以谋取出路。我常想，黑白颠倒的时日是不会久长的，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正，总会有出头的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拨乱反正，父亲因为年纪较大，没再担任大队干部，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我们兄弟姐妹们也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我经过努力复习文化知识，于1979年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湘潭大学，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之后，我吸取父亲的教训，没有走从政的道路，而是刻苦钻研业务。通过多年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谈不上出人头地，但也可聊以自慰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的教诲却仍然时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警示着我们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
父亲出生于民国初年，只读过几年私塾，一辈子当农民，他和母亲抚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成人，个个读书，成家立业。他们虽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父亲的一句话却能让我受用终生，并将福泽子孙。这就是他常向我们念叨的——我为你们谋出了好路，你们兄弟姐妹好作人啊！
开始，我对父亲的这句话并不理解，因为我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家务农，那时取消了高考，升学要靠大队和公社推荐，而当时父亲被当作农村走资派批斗，推荐上学自然没有我的份儿。所以，当父亲说这话时，难免表现出对他的不满。这时，父亲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一生一世，一没讨米，二没做贼，三没抢劫，你们不好做人还有谁好做人？”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说，只能说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不出奇，但是从旧社会经历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能作到这几点，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解放前，我家穷得叮当响，只有几分山地和一亩水田，主要依靠父母给别人打短工、零工、挑脚担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其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不管有多难多苦，哪怕是一家人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儿女们被饿得晕了过去，父母也从没有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就跑回娘家去，请求接济。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家乡解放时才结束。
家乡解放之后，我家分得了田土和山林，经济上摆脱了贫穷的困境；政治上也大翻身，父亲还当上了基层干部。但是，由于父亲为人正直，疾恶如仇，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因此，每次政治运动中，父亲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挨批斗的对象。然而每次批斗之后，经过审查，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所以，运动一结束，又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和职务。而父亲从不知道吸取教训，看到违法乱纪和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的事与人，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这也给下次的政治运动埋下了祸根。有时，母亲与我们兄弟劝说他，要他说话作事注意一点，不要老是得罪人。可父亲总是说：“我是大队干部，就应该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怕这怕那，对工作不负责任，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呢。再说：逢人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我走的是正路，有什么可怕的呀？”父亲就是这样，总是一条直路走到底。到了“文革”时期，他终于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免除了大队干部的职务。对此，父亲非常坦然，他说：“我的路没走错，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群众的地方，也没有为祖先和子孙后代抹黑，我不后悔。”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为人正直，只会走正路，没有谁走歪门邪道。尤其是本人，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秉性。在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几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体力劳动特重，粮食又少，经常吃不饱，政治上又常受压制，可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几年。但是，我从没有屈服过，既没去走歪门邪道，也没有向那些权贵们低头，更没去向什么人讨好，以谋取出路。我常想，黑白颠倒的时日是不会久长的，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正，总会有出头的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拨乱反正，父亲因为年纪较大，没再担任大队干部，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我们兄弟姐妹们也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我经过努力复习文化知识，于1979年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湘潭大学，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之后，我吸取父亲的教训，没有走从政的道路，而是刻苦钻研业务。通过多年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谈不上出人头地，但也可聊以自慰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的教诲却仍然时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警示着我们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