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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穿越和文学的根

    ——兼评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

    又是春天,又是四月。先是樱花的开放,然后是桃花,李花,再之后是油菜花,成片片面的,让原野变成灿烂的海洋。很多年以来,我都已经找不到一个有关于春天的明晰的线索。每天都在城市的街巷中行走,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围栏中生活。过于宽大而精致的城市,让我将土地的消息一再遗忘。前段时间某个夜晚,只是偶然,我路过一口荒废已久的池塘,我和一阵蛙鸣不期而遇。这些失去原野的土著居民,最终还是在春天苏醒,唱响了一支古老的歌谣。直到那一刻,我才确信:我的脚步再次迈进了春天的门槛。

    事实上,春天能时只是某种意境的呈现。比如在南方,四月已是春之将暮;而在遥远的北方,黑色的泥土还不曾完全解冻,树木湿漉漉的枝条刚刚击退了冰雪的缠绕,惺惺然,于四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原野依然是荒凉,还看不到花草的影子,直到五月,最北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此时说的,也只是北半球的春天,至于南半球,正值暮秋时节罢。多有意思,我们总是生活在生活的表象之下。

    我又想起了鄂中一个叫钟祥的小城。这座小城的某一个角落,座落着一个平凡的近似于古怪的村庄——横店村,据说余秀华就住在那里,一个诗文近妖的女子。想必她那里,此时也还是春天吧。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条洋拉子一般的蠕虫。情绪灰暗,什么都做不了是他表述的本意,这种形容有些特别。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洋拉子并非善类。它喜安静,潜伏在绿色的树叶间,行动似乎也不迟钝,总是能给靠近它的妄人狠狠地一刺。小时顽劣,好攀爬的我,没少吃它的苦头。王小波为什么要形容自己是蠕虫?我想这并不是他身体虚弱的表证,或是精神苦闷的错觉。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人,分明能感受到他那种身体背叛,灵魂空置的痛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很多年前马原说小说死了。王蒙曾笑言:不是小说死了,是马原的小说死了。我个人觉得王蒙的笑多少有些牵强。虽然后来马原最终又提起了笔。说小说死了,马原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小说死了之后的散文死了,诗歌死了,最终的命题是:文学死了。事实上死了好,为什么不能死?戏剧早死了,我们现在有了电影;电影现在还没死,我们又有了网络。生活的多元性比照着人类精神的空虚,我们生活在一个造梦的时代,文学产业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快速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被放牧的人群聚积在灰色的山顶,四周是死亡的围栏,幸福或狂欢几乎是你唯一的选项。你必须找到快感,如果没有,你可以幻想。生活终极的命题是:生活还要继续。有生活也就会有灾难,痛苦和抵抗。至于文学,它从来都是伴随着灾难,痛苦和抵抗而生的。

    文学失去了它原来的样貌和色彩,被现代生活撕裂和异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的土壤。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也只是站在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下来完成的。文学创作个性化的体验,和人类创作意义框架内的共识并不违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学的空中楼阁——后工业化时代文学的产业化,只是一种文明的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物质文明,粗暴地占据了现代人并不丰盈的内心。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没落不是我们所想要见的,那么现代文学的根在哪里,现代文学该向何处去?就是我们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王小波不同的是,张爱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在漂泊,流浪和逃避。张爱玲和她憎恶的虱子,最终消逝在加州某个阴暗的小旅馆里。现代文学的撕裂,异化,同现代现代物质文明的生活,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话题。可能现代物质文明更准确,更具体的表述是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它既包含了光明,美善,兴盛;也隐藏着阴暗,罪恶和堕落。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撕裂和异化,还不如说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撕裂和异化。

    很显然,余秀华生活的横店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那种贴近自然,如梦幻般轻盈而自在的乡村,已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现代城市潮流的冲击和侵蚀。当然,城市并非是完美的战胜者,它过于驳杂的骨质结构,也越来越难以支撑起它日愈庞大,日愈臃肿身躯。“城市在想像的夜色中坍塌,燃烧。灵魂必将灰烬的方式抵达。”而乡村已无路可走,城市的光吸引着它。它已褪去昔日灵秀,恬静的衣衫,城市的呻吟和喘息却又让它惊惶无措。余秀华的文字也便是在如此的龃龉中左右摇摆:一方面是耽于梦幻的希冀;一方面是沉入放纵的渴望。“看吧,那棵孤独而又狂热的灵魂,在破裂的生活里发泄,和寻找。”

    无可置辩,余秀华个人体验和感悟式的写作,不可能带有‘现代文学的根’‘现代文学的走向’诸如此类问题的思索。如果这也是盲目的话,那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盲目。创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当内心和生活产生巨大裂痕的时候,那么创作者就必然是迷茫,是困惑,是痛楚。平行的写作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虚构,甚或是懦弱的逃避。创作者不可能飘浮于生活之外,而又能写出保持生活本来面目的作品中。寻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惟有坚强者才能抵达目的。如果我们一时不能理清生活的脉络,那我们还不如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贴近生活本来的面目。时间的沉淀,往往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工艺师,它能还原出好的文学作品其应有的光泽。

    毫无疑问,余秀华深爱着她赖以生存的横店村,虽说这个横店村从历史或人文的角度来讲,已是不完整的,或残缺不全的。但余秀华的爱却依然是刻骨铭心的。“它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我走出村看到,它伊哑一声,为我开门;我回到村时,它开门等我进来又关上。我踢了它一脚,它笑的惊起了水鸟。多少年前,我在它身上溜上溜下。不管有多少日子青黄不接,我的三哥,骑着竹马,他在石磨上,编一对草耳环,等我出嫁。”应该说拥有这样一个横店村的余秀华,依然是幸运或幸福的。那口大石磨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但当余秀华的文字,拂去石磨上时间的尘埃,它便又还原出历史的鲜活。文学的根,也就是文学写作意义的根据是什么?城市的泛滥,自然的缺失,必将导致现代文学写作意义的断裂。传统的文学性和未知的城市流,就这样悬挂在裂缝的两个边沿。

    信仰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话题。前段时间看西川的访谈录,他甚至说到中国人几乎没什么信仰,信仰菩萨也只是在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想到去拜一拜。这多有意思,真主和耶稣终归在中国也没流行起来,由此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事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悲观,我们老祖宗不是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么?我们老祖宗还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说;我们老祖宗甚至还以智者的方式接近或触摸了无所不在的‘道’。我们后来者不正是如此的丰足中成长起来的么?最终,我们却对我们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但这种质疑的核心,又似乎并不应该是信仰,而是生活。生活不就是最大的信仰么?余秀华想必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不再叩问土地,我的谦卑,让我的诗句也俯首向下,在一颗露水里安身立命,再不碰触内心的贵族气息,让它抵挡来世或前生。匍匐在狗尾草的摇晃,我的信仰穿过水声,挽留住浮云,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土地的象征是自然,火焰的象征是光明,这此都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信仰,我们甚至因为拥有如此的信仰而使自己内心丰盈,包含着贵族的气息。但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却是痛苦的反思,生活的断裂,必然造就了信仰的缺失,我们只能以谦卑和匍匐的姿势重新审视生活。我们甚至幻想‘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但黑夜的消失,也不一定就是光明的重构,与其说这是余秀华个人的局限性,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使命的凸显,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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