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读小说网 www.5du5.co,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后记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后记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