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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干的事,我们爷俩”爷爷突然对我说,然后站了起来“像村长说的那样,你会是一支好笔的。”
“因为我是你的孙子?”
“是的,是的,那当然。”爷爷大声地笑了“去看看以前的村史——你以后有空把它们敲到电脑里。”
我们拐进厢房,爷爷在柜子里拿出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的书。书的封面是厚厚的铜版纸。
“这就是,你拿去先看看吧。”他把书递给了我,走了出去;但很快,又回头说“顺便翻翻我们家族——爷爷的也在。”
他朝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就像一个初中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去请教老师一样。但是,在那份不好意思之中,又似乎有一份迫切和期望。
所以,爷爷一走出去,我就按着“包氏列祖”红线的延伸找到了“包七郎先人”我想看看爷爷是怎么写自己的。在没看前,我翻了翻,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爷爷只用两页来写自己。我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了三十年的爷爷,他只用两页文字就把自己的一生给打发了——而且还是用毛笔写的两页。
包七郎,越山郡怀溪人氏,阳历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生人,享阳寿甲子挂一。其母林氏生其之时,正于山中劳作。忽七狼首尾相抵而至,围成一圈,嘶鸣不止。林氏惊吓昏绝,醒来隐隐作痛,以为狼恶,细看原来是喜得金童。
其年少时聪慧异常,但也顽劣有加。喜独处,爱远游,常常不知所踪,数日不归。初始家人悲痛欲绝,村人倾家出动,均无果而返。后每见其不寻自回,毫发无损,于是任其自然。
十岁入私塾,深得郭先生喜爱。写一手好字,颜柳欧赵,均可乱真;又有文采,诗对文赋,同窗难抵项背。寒窗七载,读书甚多。后因抗(日)战,中途辍学。其后到山门刘英、粟裕办的抗日救亡学校就读,后又随粟裕将军的北上抗日挺进师,转战浙南、福建一带,因机智英勇、深山老林如行平地,深得将军赏识。
内战时期,曾任我党地下交通员,常年吃住在深山之中。
解放初期,曾任浙南沿海南麂列岛乡长,因时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配有双枪,人称“双枪乡长”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缴枪撤职。
大跃进农业合作社时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养生猪,又不服乡里处罚,坐牢一年零六个月。
文革时期,被冠以“里通台贼”之名,批斗、劳改;又因为说自己参加我党、任地下交通员不过是喜欢深山老林之怪论,计坐牢五年。
出狱后,偶到厦门战友处玩,于不知不觉中,和人到了金门,随即到台北,辗转奔波二十余载;二十年后,又不知不觉到了金门,在一个大浪中,人不知其所踪。
包公阳世有二男一女,后浪迹台湾,又得一男。人丁还算兴旺。
是为志。
“看了吧?”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已经在我身后了“哈哈,怎么样?”
我知道他指的是关于他自己的那篇东西。
就这些啊,我说,和我想的听到的很不一样。
“就这些。”爷爷笑着说,有点意味深长,他又说也只能写这些,你知道,每一个人,要写的话,都是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
这东西我也不知该怎么写,我说,要多少真的?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没想到爷爷会说得这么富有哲理,他又笑着说,也许这就是春秋笔法吧。
有想法吗?有什么想法就对爷爷说说,爷爷看看我沉默不语,就微笑地坐在我面前—我不由得想象小时候爷爷抱我亲我的样子。
这么多年—从我记事起吧—大家都在说你,奶奶、爸爸、妈妈、大伯,还有村里的其它人—好像全村的人都在说你,所以,我记忆里的你想象里的你,要比你这写得多得多。
这我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不断被人说的人,我是被人说老的,从你爷爷一出生,大家就在不停地说我,一直说到把我送到这里。
大家说你在台湾当着大官,娶着三房的姨太太,还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你,是吗?
他们难免要这么说的,其实,爷爷不过在台湾跑跑江湖,拉拉木偶戏罢了。倒是续了一个,但那也是一个苦命的老婆子。
那你为什么还到台湾去呢?大家都说是你是嫌奶奶嘴臭,大家都这么说的。
这个,怎么说得清呢,这样说吧,就像你去北京,别人都说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离开了你,但你心里清楚,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倒也是,我觉得爷爷真的还是离我很近的人。
爸爸妈妈还以为你还在台湾呢,他们一定没想到你已经回来了。
倒也是,那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爷爷说着就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那就明天去吧,唉,现在就他们两个最孤单了—我们倒慢慢聚在一起,慢慢热闹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奶奶已经在我的身边。
我和她默默地对视着,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好像所有的话,在我那漫长、孤寂的,和她相依为命的童年里都说光了;又好像是我们彼此之间突然不想再说什么,只想让那份多年厮磨出来的默契在我们之间默默地流淌—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说什么好呢。何况,我总觉得,奶奶在爷爷面前总是那么不自在,就像一个新娘子。
回来也好,这下大家都近了,就像你刚出生的那会,家里整天像唱戏一样热闹,奶奶说着也出去了。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着怎么动手写关于自己的那篇东西。童年、少年、青年,许许多多的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过,好像是远远地看着一个人在秋天的树林里跑啊跑的。“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爷爷的话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好像是从那在树林里跑啊跑的人嘴里发出来似的。我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导演,我正拿着剪刀,一格一格地在浏览着画面。当我伸出剪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人生有多少画面原来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手里的剪刀却又迟迟不敢张口不敢咬住——可有可无?我又不知道了。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我开始发现,爷爷说的原来并不轻松。我也不知道应该让哪些真的留在我的历史之外。我去北京的理由?我落昆明湖的理由?
我不知道。
好在,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西村,永远都不会失眠,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就会睡着了。
第二天,当我去找爷爷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院子里。他一个人坐在一边,并没有加入大家聊天的圈子—显然是在等我了。
“包朴吗?好久不见了。”也许大家都听说我回来了,我一到院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走吧,爷爷看见我就站了起来。
奶奶呢?我看了看四周。
她就住在东村,这儿是给我们这些在外流浪回来的人住的,走吧。
这个季节,要是在以前,地里、园里、溪里都是人了,晒蕃薯丝的,挖藕芋的,洗藕芋的—看到的都是人,可是现在——当我们从路上走过的时候,爷爷不由得对我说。
地是再也没人种了,时代说变就变,这些地,爷爷那一代人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一石头一石头垒起来的,没想到现在又都还给了山,交给了草,爷爷看了,又是忍不住地说。
我倒没有爷爷的那么多感慨。我只是想到地里的草地上坐一坐,地里虽然长满了草,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沟和垄了,但感觉每一块地还是那么熟悉,每一块地上好像都还留着童年的声音和人影—有的地里,我们曾经出过兵,有的地里我们曾经烤过蕃薯和土豆,有的地里我们曾经打死过一条乌梢蛇—
我们去的时候,也许大家刚刚吃过午饭。我们从村子走过,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都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有的老人也许觉得阳光太烈了,便在头上披了块白色的布,远远地看去,像个新培的坟包。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看到爸妈也正坐在屋檐下,靠着墙壁晒太阳。秋日明亮的阳光把他们照得明明白白的。
爷爷回头看着我。
他们老了,一下子就老了。
“我不坐了,我该洗头了。”妈妈侧身对爸爸说,然后站了起来。我看到,她把一只手拄在爸爸的大腿上。
“急什么啊?太阳还在头上呢—再坐会,再坐会。”爸爸把妈妈那只拄在他腿上的手捏住了,妈妈只站了个样子就又坐下去了。爸爸的声音变得我差不多听不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温柔地说过话,尤其是对妈妈。
“你坐吧,我还是想先洗洗头—头都有点痒了。”妈妈坐了一会,又对爸爸说。
“那我也要洗—”
“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洗你也洗——”
“要不,你洗头,我干吗啊?”
“问得真好,你晒太阳啊。太阳不想晒了,就去上屋,上屋正有人不知干什么好呢。”
“又来了,又来了。”
“你到底洗不洗啊?”妈妈站了起来,推了爸爸一下。
“洗,洗。我先帮你洗,你再帮我洗。”爸爸急忙说。
“省省,省省—你那双猴手—”
爸爸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那双手,那双粗糙干裂的大手。在我的记忆里,爸爸的那双大手,除了地里山上的活,它好像什么也不会,就是拿双筷子,也常常惹我们笑话。
妈妈突然直直地坐到椅子上。
“怎么了?没事吧?”已经站起来的爸爸着急地问,不安的看着妈妈的眼神。
妈妈把目光朝向我,迷茫地想瞄准什么。
“阿朴回来了,就在院子里——”妈妈看着我说。
我不安地看着爷爷。爷爷笑了笑,说没事的,你妈妈太想你了,你告诉她,我也在这。
“还有他爷爷——爸爸他也回来了。”妈妈又对爸爸说。
妈妈突然哭了。爸爸不知所措地往四周望了望,但四周除了寂静的阳光,什么也没有,他突然说:
“这个包朴——”
爷爷看了看我,说我们走吧,你还不能哭——在白天。过了这头七,你就自在了,我们死人最要紧的是这头七天,就像女人坐月子,一切都有讲究。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我说“死”这个字,也许,当时他真的有点慌了,因为我一个劲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干的事,我们爷俩”爷爷突然对我说,然后站了起来“像村长说的那样,你会是一支好笔的。”
“因为我是你的孙子?”
“是的,是的,那当然。”爷爷大声地笑了“去看看以前的村史——你以后有空把它们敲到电脑里。”
我们拐进厢房,爷爷在柜子里拿出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的书。书的封面是厚厚的铜版纸。
“这就是,你拿去先看看吧。”他把书递给了我,走了出去;但很快,又回头说“顺便翻翻我们家族——爷爷的也在。”
他朝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就像一个初中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去请教老师一样。但是,在那份不好意思之中,又似乎有一份迫切和期望。
所以,爷爷一走出去,我就按着“包氏列祖”红线的延伸找到了“包七郎先人”我想看看爷爷是怎么写自己的。在没看前,我翻了翻,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爷爷只用两页来写自己。我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了三十年的爷爷,他只用两页文字就把自己的一生给打发了——而且还是用毛笔写的两页。
包七郎,越山郡怀溪人氏,阳历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生人,享阳寿甲子挂一。其母林氏生其之时,正于山中劳作。忽七狼首尾相抵而至,围成一圈,嘶鸣不止。林氏惊吓昏绝,醒来隐隐作痛,以为狼恶,细看原来是喜得金童。
其年少时聪慧异常,但也顽劣有加。喜独处,爱远游,常常不知所踪,数日不归。初始家人悲痛欲绝,村人倾家出动,均无果而返。后每见其不寻自回,毫发无损,于是任其自然。
十岁入私塾,深得郭先生喜爱。写一手好字,颜柳欧赵,均可乱真;又有文采,诗对文赋,同窗难抵项背。寒窗七载,读书甚多。后因抗(日)战,中途辍学。其后到山门刘英、粟裕办的抗日救亡学校就读,后又随粟裕将军的北上抗日挺进师,转战浙南、福建一带,因机智英勇、深山老林如行平地,深得将军赏识。
内战时期,曾任我党地下交通员,常年吃住在深山之中。
解放初期,曾任浙南沿海南麂列岛乡长,因时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配有双枪,人称“双枪乡长”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缴枪撤职。
大跃进农业合作社时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养生猪,又不服乡里处罚,坐牢一年零六个月。
文革时期,被冠以“里通台贼”之名,批斗、劳改;又因为说自己参加我党、任地下交通员不过是喜欢深山老林之怪论,计坐牢五年。
出狱后,偶到厦门战友处玩,于不知不觉中,和人到了金门,随即到台北,辗转奔波二十余载;二十年后,又不知不觉到了金门,在一个大浪中,人不知其所踪。
包公阳世有二男一女,后浪迹台湾,又得一男。人丁还算兴旺。
是为志。
“看了吧?”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已经在我身后了“哈哈,怎么样?”
我知道他指的是关于他自己的那篇东西。
就这些啊,我说,和我想的听到的很不一样。
“就这些。”爷爷笑着说,有点意味深长,他又说也只能写这些,你知道,每一个人,要写的话,都是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
这东西我也不知该怎么写,我说,要多少真的?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没想到爷爷会说得这么富有哲理,他又笑着说,也许这就是春秋笔法吧。
有想法吗?有什么想法就对爷爷说说,爷爷看看我沉默不语,就微笑地坐在我面前—我不由得想象小时候爷爷抱我亲我的样子。
这么多年—从我记事起吧—大家都在说你,奶奶、爸爸、妈妈、大伯,还有村里的其它人—好像全村的人都在说你,所以,我记忆里的你想象里的你,要比你这写得多得多。
这我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不断被人说的人,我是被人说老的,从你爷爷一出生,大家就在不停地说我,一直说到把我送到这里。
大家说你在台湾当着大官,娶着三房的姨太太,还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你,是吗?
他们难免要这么说的,其实,爷爷不过在台湾跑跑江湖,拉拉木偶戏罢了。倒是续了一个,但那也是一个苦命的老婆子。
那你为什么还到台湾去呢?大家都说是你是嫌奶奶嘴臭,大家都这么说的。
这个,怎么说得清呢,这样说吧,就像你去北京,别人都说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离开了你,但你心里清楚,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倒也是,我觉得爷爷真的还是离我很近的人。
爸爸妈妈还以为你还在台湾呢,他们一定没想到你已经回来了。
倒也是,那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爷爷说着就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那就明天去吧,唉,现在就他们两个最孤单了—我们倒慢慢聚在一起,慢慢热闹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奶奶已经在我的身边。
我和她默默地对视着,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好像所有的话,在我那漫长、孤寂的,和她相依为命的童年里都说光了;又好像是我们彼此之间突然不想再说什么,只想让那份多年厮磨出来的默契在我们之间默默地流淌—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说什么好呢。何况,我总觉得,奶奶在爷爷面前总是那么不自在,就像一个新娘子。
回来也好,这下大家都近了,就像你刚出生的那会,家里整天像唱戏一样热闹,奶奶说着也出去了。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着怎么动手写关于自己的那篇东西。童年、少年、青年,许许多多的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过,好像是远远地看着一个人在秋天的树林里跑啊跑的。“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爷爷的话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好像是从那在树林里跑啊跑的人嘴里发出来似的。我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导演,我正拿着剪刀,一格一格地在浏览着画面。当我伸出剪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人生有多少画面原来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手里的剪刀却又迟迟不敢张口不敢咬住——可有可无?我又不知道了。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我开始发现,爷爷说的原来并不轻松。我也不知道应该让哪些真的留在我的历史之外。我去北京的理由?我落昆明湖的理由?
我不知道。
好在,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西村,永远都不会失眠,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就会睡着了。
第二天,当我去找爷爷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院子里。他一个人坐在一边,并没有加入大家聊天的圈子—显然是在等我了。
“包朴吗?好久不见了。”也许大家都听说我回来了,我一到院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走吧,爷爷看见我就站了起来。
奶奶呢?我看了看四周。
她就住在东村,这儿是给我们这些在外流浪回来的人住的,走吧。
这个季节,要是在以前,地里、园里、溪里都是人了,晒蕃薯丝的,挖藕芋的,洗藕芋的—看到的都是人,可是现在——当我们从路上走过的时候,爷爷不由得对我说。
地是再也没人种了,时代说变就变,这些地,爷爷那一代人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一石头一石头垒起来的,没想到现在又都还给了山,交给了草,爷爷看了,又是忍不住地说。
我倒没有爷爷的那么多感慨。我只是想到地里的草地上坐一坐,地里虽然长满了草,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沟和垄了,但感觉每一块地还是那么熟悉,每一块地上好像都还留着童年的声音和人影—有的地里,我们曾经出过兵,有的地里我们曾经烤过蕃薯和土豆,有的地里我们曾经打死过一条乌梢蛇—
我们去的时候,也许大家刚刚吃过午饭。我们从村子走过,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都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有的老人也许觉得阳光太烈了,便在头上披了块白色的布,远远地看去,像个新培的坟包。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看到爸妈也正坐在屋檐下,靠着墙壁晒太阳。秋日明亮的阳光把他们照得明明白白的。
爷爷回头看着我。
他们老了,一下子就老了。
“我不坐了,我该洗头了。”妈妈侧身对爸爸说,然后站了起来。我看到,她把一只手拄在爸爸的大腿上。
“急什么啊?太阳还在头上呢—再坐会,再坐会。”爸爸把妈妈那只拄在他腿上的手捏住了,妈妈只站了个样子就又坐下去了。爸爸的声音变得我差不多听不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温柔地说过话,尤其是对妈妈。
“你坐吧,我还是想先洗洗头—头都有点痒了。”妈妈坐了一会,又对爸爸说。
“那我也要洗—”
“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洗你也洗——”
“要不,你洗头,我干吗啊?”
“问得真好,你晒太阳啊。太阳不想晒了,就去上屋,上屋正有人不知干什么好呢。”
“又来了,又来了。”
“你到底洗不洗啊?”妈妈站了起来,推了爸爸一下。
“洗,洗。我先帮你洗,你再帮我洗。”爸爸急忙说。
“省省,省省—你那双猴手—”
爸爸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那双手,那双粗糙干裂的大手。在我的记忆里,爸爸的那双大手,除了地里山上的活,它好像什么也不会,就是拿双筷子,也常常惹我们笑话。
妈妈突然直直地坐到椅子上。
“怎么了?没事吧?”已经站起来的爸爸着急地问,不安的看着妈妈的眼神。
妈妈把目光朝向我,迷茫地想瞄准什么。
“阿朴回来了,就在院子里——”妈妈看着我说。
我不安地看着爷爷。爷爷笑了笑,说没事的,你妈妈太想你了,你告诉她,我也在这。
“还有他爷爷——爸爸他也回来了。”妈妈又对爸爸说。
妈妈突然哭了。爸爸不知所措地往四周望了望,但四周除了寂静的阳光,什么也没有,他突然说:
“这个包朴——”
爷爷看了看我,说我们走吧,你还不能哭——在白天。过了这头七,你就自在了,我们死人最要紧的是这头七天,就像女人坐月子,一切都有讲究。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我说“死”这个字,也许,当时他真的有点慌了,因为我一个劲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