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2页）

“如果是呢？”

“你指哪个国家？”

“假定是日本呢？”

吴佩孚毫不迟疑地回答：“那我就打到东京去！”

他的这番豪言壮语，几乎引起一场外交风波。

其实，当时直军已疲惫不堪，并无杀出关外的余力，但张作霖却如坐针毡。

6月中旬，直奉代表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举行和议，正式宣布奉系战败。

吴佩孚的勋业令名，在国内外达到巅峰状态，人们被他那种异乎寻常的魅力所倾倒。

西方的政治家和观察家们，甚至断言他将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并创造出一种比美国还完美的民主制度。

受到感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对吴佩孚寄予厚望。

早在直皖战争时，苏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发表政论文章称：“吴佩孚已在中国发生的事变中竖起他的大旗，显然在这一旗帜之下，中国新内阁一定采取有利于苏俄的方针。”

《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引自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东亚图书，1947年版。

据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回忆，当时“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文。

他们认为孙文是不管用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

王淇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共产党也想和吴佩孚合作。

他们赞扬他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

，并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而吴佩孚投桃报李，对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也予以宽容和支持，“如宣传成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

。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因此，当时京汉路的工人运动，发展甚为蓬勃。

这段蜜月，一直维持到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才告中止。

【叁】吴佩孚把北洋官僚集团打得鸡飞狗走，四分五裂，却没有能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他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捣毁了，他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吴佩孚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主义者。

但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

民族主义上升的国家，民主就处于低谷。

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法则。

吴佩孚的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是建立在儒家古老的经学正统之上，与现代的民主原则和伦理规范，相距霄壤。

吴佩孚的民族主义，是以“汉家不通无礼之国”

为前提的自大狂。

河南督军冯玉祥也是直系一员大将，他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对吴极尽嘲笑怒骂之能事，说吴佩孚一向认为中国的文化世界第一，连基督教也是源出于中国。

他说日本人都是中国移民，说话都是江苏口音，他自己也是吴太伯之后，往后中日间若有什么交涉，他发封电报给天皇，把这段历史告诉他，无事不可成。

冯玉祥与吴佩孚的恩怨，在近代史上，是一笔纠缠不清的烂账，但这笔烂账，却实实在在断送了吴佩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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