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吕坤（第5页）

，只要各人拿出良心，少了别人的就还给别人，自身过失惹恼他人就放下面子认个错，以真诚的态度和相互的谅解去解决纠纷，就能达成乡里的和谐。

以乐治辅助乡治，通过正面音乐、曲艺作品引导民风。

礼乐共治是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有益的曲乐不仅能娱乐身心，更关乎善风美俗。

各类曲词、戏剧是乡间百姓热衷的娱乐形式，但其中不免有糟粕。

吕坤指出“时调新曲，百姓喜听。

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

。

因此，治理者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正面、通俗的音乐、曲艺作品来引导民风，如管鲍分金、宋郊渡蚁等古人善举好事，“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

。

由于乡里百姓文化水平有限，乐治之“乐”

既需要内容良善有益，又需要形式亲切通俗，这样才能彰显其积极作用。

五、历史影响

吕坤在明后期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其丰富的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有借鉴价值，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

吕坤提出“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

的民本观点，高度肯定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他将劳动者视为天下安定的根本，强调普通百姓在创造物质文明方面的决定作用，如“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

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

同时，他认为君权的存亡与民众息息相关，以荻苇与火光、禅塔与砖石作比喻，说明民众是国家政权的根基。

此外，他提出得民情者得天下，失民情者失天下，强调统治者要体察民情、顺应民情。

吕坤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具有突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新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借鉴。

在文学领域建构了符合诗词发展趋向的理论体系，作品在明中叶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吕坤认为诗词要“发乎情”

、“写胸中自得之趣”

和“我境”

，要有“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

。

在他的诗词理论导引下，创作出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诗词华章。

他主张创作诗词的“本意”

是抒发内心“不容已”

的真情，反对为追求形式工巧而使内容“失真”

。

他认为创作诗词有两个层次，低水平的在搜罗典故和对仗上下功夫，高水平的则是抒发胸中自得的情趣和描写所见的实景，他倾向于后者。

吕坤的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符合社会现实生活的急切要求和诗词发展的方向，在明中叶诗坛词坛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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