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8页）

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

（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

应这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

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

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

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

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

又是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

于是有“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

的议论。

而且科举里头，要试诗赋，而大家又独看重试诗赋这一科，原是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使然。

这种风气未变，始终还是要影响到制度上。

所以法行未几，就仍有改试诗赋之论。

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诗赋，也是难的（大概南人长于诗赋，北人则否）；而诸科又猝不易复，于是公元1089年（元祐四年），把进士分为“诗赋”

和“经义”

两科，南渡后也沿其制（公元1143年，即绍兴十三年，曾并做一科。

但到公元1161年，仍分为两科）。

两科既分之后，做诗赋的人多，专经的人少，这是“看重应诗赋科的进士”

的风气还没有变的社会里，当然的结果。

还有一件事，在科举制度的变迁上，也颇有关系的便是“殿试”

。

原来唐时的考试进士，本以考功员外郎主其事，后来因其望轻，被黜落的人，有哗闹的事，乃移于礼部。

宋初还是如此。

公元973年（开宝六年），知贡举李防，被人攻击，宋太祖遂御殿重试。

从此以后，礼部试之后，又有殿试，就成了常制。

原来唐朝时候的科举，规则并不如后世之严。

考官和士子，并不绝对禁止交通。

固然有得以采取誉望的好处，然而私通关节，也是不免的。

用科举摧破贵族阶级的功用，还不能十分完成。

到有了殿试，情形就又迥然不同。

所以宋太祖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今临试，尽革其弊矣。”

可见“科举制度的进化”

，始终是往一条路上走的。

契丹的开科举，始于圣宗统和六年。

其制度《辽史》不载，据《契丹国志》：则三年一开，有乡府省三试。

圣宗时，分诗赋、法律两科。

诗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后来改法律科为经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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