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赋税（第5页）

见《汉书·贡禹传》。

役法：《高帝纪》二年《注》引如淳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

畴之义为类。

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参看阶级章）。

而每一类的人，都有其官长（《国语·周语》：说宣王要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

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

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数的证据），此即所谓畴官。

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

这该是古制，汉代的人民，分类未必如古代之繁，因为世业之制破坏了。

但法律条文，是陈旧的东西，事实虽变，条文未必随之而变。

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做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够了。

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

又将其提早了三年。

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有役法，则公家举办事业不必要出钱雇工，所以在财政上，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财政的规模，既经扩张，自当创设新税。

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

此义在先秦时，只有法家最明白。

《管子·海王篇》说，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

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如针、釜、耒、耜之类。

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

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

此等税或官卖，古代亦必有行之者。

汉代郡国，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即由于此。

当此之时，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则归之于地方。

但当时的人，不知出此。

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

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

。

晋初定律，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编为令，出之于律之外，为的是律文不可时改，而此等税法，在当时，是认为不正当，天下太平之后，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

看这两端，便知当时的人，对于间接税法，如何的不了解。

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才合并为一的。

户调之法，实起源于后汉之末。

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许每户取绵绢若干，不准多收（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

大约这时候，（一）人民流离，田亩荒废，有能从事开垦的，方招徕之不暇，不便从田租上诛求。

（二）又人民的得钱，是比较艰难的（这个历代情形都如此。

所以租税征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于农民的。

必欲收钱，在征收租税时，钱价就昂贵，谷帛的价，就相对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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