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董仲舒（第13页）

6.“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

春秋家多尚贤之论。

贤者之行，有善则特别褒许，有过则曲为隐讳，故有“为贤者讳”

之义法。

董仲舒屡论及这一点，文多不便引用。

（如《王道篇》论司马子反一长段，最可读。

）他的《对策》第二篇全是说贤才之重要，归到兴学养士，量材授官，正是春秋家讥世卿而重贤才之义。

7.“亲近来远，同民所欲。”

旧注家多不明这一条的意义，故凌曙无注，而苏舆注云。

“近远虽殊，民情则一。”

其实董仲舒自己说的很明白：

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

其所好者，（兵）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甚疾已。

皆非义也。

（《竹林篇》）

春秋家以为“春秋重民”

（见《竹林篇》），又说“《春秋》重人”

（见《俞序篇》）。

重民故要“同民所欲”

，故主张以文德亲近来远，而反对战争。

董仲舒说《春秋》记事：

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

（所重是民。

）……《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

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竹林篇》）

8.“承周文而反之质”

。

这是当时学者的一种历史哲学，可以说是当时儒家的一种循环的历史观。

董仲舒承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又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

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楚庄王篇》）

这两个明明相反的观念——法占和改制——怎样可以并存不悖呢？他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

受命于天，易姓更王，……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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