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 大目标（第3页）

各种矛盾的增加。

因为上访而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

他们“偏爱”

信访，且“一访到底”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上访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源远流长、历代不辍，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

，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亦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法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的载体。

其形成。

可以说是文化的惯性所造成，非一时兴起，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封建帝制时代，不管是“公车司马”

、“登闻鼓”

，还是“上诉御史”

、“邀车驾”

等非常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能够跨越下面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求民隐之上达”

，通过“申天下之冤滞”

清除一些贪污腐化、为害乡里的地方官员并由此形成对其他官员的强大威慑，达到自上而下的有效监控；另一方面，民间郁积的不满、怨气得以通过“上访”

的通道释放，让底层百姓相信他们的事情可以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之内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包公崇拜。

“包公”

乃是传统文化中法精神的代表者，是传统法文化中的司法神。

在国内传统社会。

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

和“青天大老爷”

寥如晨星、难能可贵。

他们满足了底层民众对于公道正义的渴求，让百姓相信人间还有正道。

在蒙受冤屈时，他们常常会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选择衙门口等他们想象“清官”

可能出现的地方，头顶状纸、跪喊冤枉，等待偶然一现的“青天”

的到来。

这种对“清官”

和“青天”

浓郁的感情依赖和深厚的感恩心理，凝结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官”

和“青天”

情结，并且深深渗透到民众的内心和骨髓里。

这也是直至今天，老百姓还特别“爱”

上访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上访者仍然根深蒂固地存有“信上不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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