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学习（第5页）

做官固然得有人，做事还要人，挂个作家牌子，各处活动，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

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

观点上锲而不舍、有所试验的要人，从“工具重用”

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尤其要人。

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的加速分化。

在这个现实过程中，不幸的做了古人，幸运的即做了要人。

文学成就是各自留下三五十首小诗，或三五篇小说，装点装点作家身份。

至于我呢，真如某兄所说，完全落了伍。

因为革命一来，把三毛到一元文字的投稿家身份也剥夺了，只好到香山慈幼院去，做个小职员。

但自己倒不在意，只觉得刚走毕第一段路，既好好接触这个新的现实，明白新的现实，一切高尚理想通过现实时，所形成的分解与溃乱，也无一不清清楚楚，而把保留叙述这点儿现实引为己任，以为必可供明日悲剧修正的参考。

在革命成功热闹中，活着的忙于权利争夺时，刚好也是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用一种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会时，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

我想要活下去，继续工作，就必得将工作和新的商业发生一点关系。

我得起始走进第二步路，于是转到一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上海。

上海的商人，社会，以及作家，便共同给我以另外一课新的测验，新的经验。

当时情形是，一个作家总得和某方面有点关联，或和政治，或和书店——或相信，或承认，文章出路即不大成问题。

若依然只照一个“老京派”

方式低头写，写来用自由投稿方式找主顾，当然无出路。

且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既已感染到作家间，于是流行一种现实争斗，一律以小帮伙作基础，由隔离形成小恩小怨，对立并峙。

或与商业技术合流，按照需要，交换阿谀，标榜同道，企图市场独占。

或互相在文坛消息上制造谣言，倾覆异己，企图取快一时。

在这种变动不安、是非不明的现实背景中，人的试验自然也因之而加强。

为适应环境，更需要眼尖手快，以及能忽彼忽此。

有昨日尚相互恶骂，今日又握手言欢的；有今天刚发表雄赳赳的议论，大家正为他安全担心，隔一日却已成为什么什么老伙计的；也有一面兼营舞场经理，赌场掌柜，十分在行，一面还用绿色水笔写恋爱诗，红色水笔写革命诗的。

……总之，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对于文学，由这些人说来，不过是一种求发展、求生存的工具或装饰而已。

既不过是工具或装饰，热闹而不认真处，自然即种下些恶种子，影响于社会的将来。

很可惜，即一些准备执笔的年轻朋友，习染于这个风气中，不能不一面学习写作，一面就学习，送丧拜寿。

其时，个人用个虔诚谨慎态度有所写作，成绩足以自见的，固不乏人。

但一到集团，便不免空空洞洞。

集团表面越势力赫赫，这部门也就越见得空虚。

文运既由个人自由竞争，转而成为党团或书商势力和钱财的堆积比赛，老板为竞争营业计，因之昨日方印行普罗文学，明日又会提倡儿童、妇女教育。

对作家，则一律以不花钱为原则，减少商品成本，方合经济学原理。

但为营业计，每一书印出，尚可见大幅广告出现，未尝不刺激了作者，以为得不到金钱，总还有个读者。

至于政治，则既有那种用作家名分做委员要人的在内，当然还要文学。

因此，到某一天，首都什么文学夜会时，参加的作家便到了四五百人。

且有不少女作家。

事后，报上还很生动地叙述这个夜会中的种种，以为要人和美丽太太都出席，增加了夜会的欢乐进步空气。

要人之一，其实即是和我同在北平小公寓中住下，做了十多年作家，还不曾印行过一个小小集子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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