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商法学视野下的金庸武侠小说（第16页）

真正擅长坐斗的是田伯光，本已重伤的令狐冲更无还手之力，片刻之间已连中数刀。

眼见仪琳要逃，田伯光骤施快刀，以求速决。

“突然间只见令狐师兄身子一晃，连人带椅倒下地来，又见他双手撑地，慢慢爬了开去，那只椅子压在他身上。

他受伤甚重，一时挣扎着站不起来。”

田伯光见状，以为胜负已决，大笑起身，未料再度中计——令狐冲虽狼狈不堪，却既未“站起身来”

，更不是“屁股离开了椅子”

。

恼羞成怒的田伯光自然不肯拜师，却也不愿抵赖，大声警告仪琳不许现身之后，悻悻而去。

不戒和尚丝毫未怀疑过逼迫田伯光拜师的妥当性，除田伯光是江湖反派——而且是形象最为猥琐的反派中的淫贼外，原因大概还在于，和尚相信，“你说过要拜师，一定得拜师”

。

江湖交往讲究一诺千金，食言而肥为人不齿，不戒和尚的信念由来于此。

不过，应当信守的允诺，须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江湖交往亦莫能外。

拜师允诺源于比武契约，问题因而首先在于，订立比武契约时，田伯光的意志是否受到不当侵扰？令狐冲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有意欺瞒：一是令狐冲之订立契约，意不在争输赢，而在为仪琳制造逃跑机会；二是茅厕剑法纯属子虚乌有，少侠之坐斗能力亦乏善可陈。

在形式上，前者属于消极欺诈，后者属于积极欺诈。

不过，对方有所欺瞒是一回事，己方是否受其欺瞒又是另外一回事，形式上的欺诈未必有其实质意义。

如果欺瞒无关乎契约之订立，或者决定之作出非因欺瞒所致，则受欺瞒之人的自由意志未受侵扰，允诺之有效性亦不受影响。

争输赢或制造逃跑机会，属于订立契约之动机。

令狐冲并无义务告知订约动机，加以隐瞒自然不得谓为不当。

再者，坐斗将令仪琳获得逃跑机会，此应在田伯光理性考虑之内，未加盘算，系自身疏于注意之故，非令狐冲施加不当影响所致。

实际上，坐斗甫一开始，田伯光即赞赏令狐冲此举“好一条救小尼姑脱身的妙计”

。

选择继续履约，说明田伯光将输赢的重要性置于仪琳之上，或者，田伯光自信击败令狐冲后仪琳仍是手到擒来。

无论何种考虑，可以肯定的是，令狐冲隐瞒订约动机之举，既未构成实质的消极欺诈，对田伯光的影响亦远未达到干扰判断之作出的程度，于契约的有效性自然无所妨碍。

至于坐斗能力之吹嘘，既未真正令江湖老到的田伯光相信，与田伯光订约之间更无足够密切的因果关联——最终促使田伯光订约的，是令狐冲将其比作茅厕苍蝇的激将羞辱。

如此，实质的积极欺诈亦不能成立。

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诡计多端的令狐冲在履行契约时继续施以诈术，其狼狈倒地的做派令田伯光陷入认知错误并因此输掉比武。

虽然诈术非实施于订约之时，无从影响契约本身的有效性，但田伯光比武落败构成其拜师的条件，令狐冲显然又是通过误导对方而促成这一条件。

该促成行为若有违诚信，依江湖诚信法则，将作相反拟制，负有拜师义务的反倒会是令狐冲。

令狐冲这一举措，青城派掌门余沧海斥之为“流氓手段”

，显然不认可其正当性，定逸师太则认为此属正常的“斗智不斗力”

范畴，正当性无可置疑。

比武系武林家常便饭，却常被狭隘理解为单纯武力高下的比较。

实际上，任何比武都必定是意志、耐性、智慧与力量各方面的综合较量。

即便是武功招式，亦难免虚虚实实，其正当性何曾遭受过质疑？魔教罢黜教主任我行与少林寺方丈方证大师比武时，棋行险招，关键时刻假意攻击余沧海骗得方证施救而将其击倒，方证大师即诚心表示：“任施主心思机敏，斗智不斗力，老夫是输了。”

方证大师认赌服输，宗师气度尽显无遗，令人钦佩，同时亦表明，“斗智”

本是得到武学界认可的常规比武手段，余沧海之指摘，无非借机发泄私愤而已。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田伯光须履行对仪琳的拜师义务，仍将失之草率。

首先，令狐冲与田伯光所订契约的特殊之处在于，条件成就后的契约义务向第三人履行，属于第三人利益契约。

然则作为第三人的仪琳，其意志能否影响契约的有效性？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第三人非契约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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