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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时,曹队他们的快艇终于开动了,我们也不敢耽误,起了锚,慢慢地向南开去。
曹队的快艇与我们汇合之时,李国良已经深度昏迷了,可以从他的头盔里看到,他的脸变成了紫红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我们七手八脚的把李国良抬上考察船,向星子县码头的方向开去。在我们给李国良脱潜水服的时候,他的嘴一直在微微抖动,像是在说着什么。
曾茜半跪在李国良旁边,盯着他的嘴唇,断断续续的说道“国良在说,发光生物的主脑可能有很多个,都在洞中,那些组织细胞可能是共用的…辐射源是一种人类未知的核裂变形式,像一个小型的反应堆…在深邃的星空里,上帝之眼怜悯地注视时间的往复,生命周而复始验证,寂寞与孤独的伟大…这些好像是国良在背诵叶芝的一首诗…”
考察船靠岸后,救护车把李国良拉倒了南昌,做了紧急的抢救后,听说当晚就用专机送去了北京。
我们一行人都在南昌安排做了全面的体检,还好大家都没什么异样。在南昌我们整整等了一个星期,其间省公安部,国安局的同志都来看了我们,也向我们宣布了这次搜救的保密纪律,让我们没有想到的,竟然是做高级的保密a级。
在我们准备离开南昌前,从北京和上海赶来的后援队伍到达了,一起来的还有曹队的领导田副部长。他肯定了我们这次搜救活动的成果,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国良因为严重的辐射,造成全身大部分器官衰竭,已经在三天前牺牲了。但他在水下洞穴中,用微型摄像机给部里带回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对国家相关部门认识鄱阳湖底的强辐射源,以及下一步的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到北京,我们专门参加了李国良的追悼会,部队、公安部、科学院,甚至连******办公厅都有领导出席,规格很高,但我也发现,来参加的李国良的亲属很少,准确的说,没有一个直系亲属。在追悼会后,曹队简单的给我讲了讲他了解不多的情况。
在冬瓜礁下,有一个大约直径四米,深三十多米的洞穴,地热河水就是从这个洞里涌出的,李国良只有贴着洞的上方,游进洞里,身下是接近沸腾的地热河水。下到了洞穴的尽头,他发现下面有一个大约两百平米,高三米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底部,是一块巨大的陨石,估计有七米见方,几十吨重。陨石半嵌在一块巨石上,下面还有一个直径一米的洞,但洞口太小,李国良无法进入。
但根据李国良的观察,这个洞并不深,但里面有强烈的白光射出,似乎还有一个浮动的,不断旋转的光球,湖水应该就是在这里被加热,又回流出去,形成的地热河。这时李国良发现,他随身携带的辐射数据仪的读数已经无法显示,这里应该是一个放射性极强的核反应装置。洞内水温超过了八十度,而且水温还在不断上升。
李国良无法在坚持下去,身体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应,就用了最后的气力,从洞穴中返回,离洞时他又发现,在身下地热河的底部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龟壳般的球体,隐隐的发着白光。之后,李国良大概游了十几米就昏迷了,后面基本上是曹队和小古用绳索给他拽了回来。
曹队了解的情况非常有限,没有人看到李国良当时拍的录像资料。
大约一年以后,我才慢慢了解到,我们的考察结束后,落星墩一带的水面就处于封锁的状态,政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灯塔,似乎用这座灯塔在说明,之前的沉船事故正是因为在恶劣天气下,船只缺乏指引,才导致触礁沉没。
但这座灯塔的塔基非常的巨大,周长近百米,高六米。据当地的渔民讲,塔基下似乎有个小型的发电厂,每天电机的转动声不止,有大量的冷却水从这里涌出,弄得这一带的水温比原来降低了不少,鱼群都不在这一带活动,自然渔船来这里就更少了。
而在星子县南面,另一个政府工程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这是江西最大的废旧金属的处理厂,大量的废旧金属从各地运到这里,经过处理加工再转运出去。但厂子运营后不久,有环保人士就向环保局反应,那个处理厂把很多处理后的残碴废料半夜装船,开到落星墩一带的湖面,偷偷倾倒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很快发现,不光是金属处理厂,附近的水泥厂,木制品厂,连屠宰场都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把生产废料集中收集,倾倒进了湖里。
在越来越高涨的环保呼声下,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两年后,成立了鄱阳湖自然生态保护区,规定了湖上运输和客运船只新的航线,有意避开保护区的水面。但那些持有通行证的船只,还是会在后半夜秘密通过落星墩的水面。
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保护区的成立,鄱阳湖的生态和水质明显的好转了,碧波微荡,草木丰盛,鸟鸣鱼跃,风轻云淡。而保护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当地的旅游经济也蓬勃的发展起来。一切都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但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灯塔建成后,鄱阳湖很少再发生沉船事故,那种突发的恶劣天气也慢慢的烟消云散了。
我们从鄱阳湖回来后的第二年五一,曹队和曾茜终于喜结连理,办了个热热闹闹的婚礼,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一个月的婚假是在内蒙,湖北和江西渡过的,也许他们在寻找那些承载了我们太多回忆的地方。
曹队调入了以六三一所为班底的特别案件调查处,但并不像李国良那晚预计的,曹队并没有马上接手罗布泊的案子,我们有大概半年多没有见面。李国良给我的笔记本,我粗略看了一遍,不知为什么,内心里对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有了一种隐隐的期待,李国良把那里称作离星空最近的地方。
(那就不要崇拜如尘的功名,也别去--因为这也是真理--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免得你的千辛万苦仅仅产生新的梦,新的梦;并没有真理,除了在你自己的心里。那么,就别向天文学家们寻求知识,他们借助望远镜跟踪掠过的星星的弧旋轨迹--叶芝《十字路口》)(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在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时,曹队他们的快艇终于开动了,我们也不敢耽误,起了锚,慢慢地向南开去。
曹队的快艇与我们汇合之时,李国良已经深度昏迷了,可以从他的头盔里看到,他的脸变成了紫红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我们七手八脚的把李国良抬上考察船,向星子县码头的方向开去。在我们给李国良脱潜水服的时候,他的嘴一直在微微抖动,像是在说着什么。
曾茜半跪在李国良旁边,盯着他的嘴唇,断断续续的说道“国良在说,发光生物的主脑可能有很多个,都在洞中,那些组织细胞可能是共用的…辐射源是一种人类未知的核裂变形式,像一个小型的反应堆…在深邃的星空里,上帝之眼怜悯地注视时间的往复,生命周而复始验证,寂寞与孤独的伟大…这些好像是国良在背诵叶芝的一首诗…”
考察船靠岸后,救护车把李国良拉倒了南昌,做了紧急的抢救后,听说当晚就用专机送去了北京。
我们一行人都在南昌安排做了全面的体检,还好大家都没什么异样。在南昌我们整整等了一个星期,其间省公安部,国安局的同志都来看了我们,也向我们宣布了这次搜救的保密纪律,让我们没有想到的,竟然是做高级的保密a级。
在我们准备离开南昌前,从北京和上海赶来的后援队伍到达了,一起来的还有曹队的领导田副部长。他肯定了我们这次搜救活动的成果,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国良因为严重的辐射,造成全身大部分器官衰竭,已经在三天前牺牲了。但他在水下洞穴中,用微型摄像机给部里带回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对国家相关部门认识鄱阳湖底的强辐射源,以及下一步的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到北京,我们专门参加了李国良的追悼会,部队、公安部、科学院,甚至连******办公厅都有领导出席,规格很高,但我也发现,来参加的李国良的亲属很少,准确的说,没有一个直系亲属。在追悼会后,曹队简单的给我讲了讲他了解不多的情况。
在冬瓜礁下,有一个大约直径四米,深三十多米的洞穴,地热河水就是从这个洞里涌出的,李国良只有贴着洞的上方,游进洞里,身下是接近沸腾的地热河水。下到了洞穴的尽头,他发现下面有一个大约两百平米,高三米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底部,是一块巨大的陨石,估计有七米见方,几十吨重。陨石半嵌在一块巨石上,下面还有一个直径一米的洞,但洞口太小,李国良无法进入。
但根据李国良的观察,这个洞并不深,但里面有强烈的白光射出,似乎还有一个浮动的,不断旋转的光球,湖水应该就是在这里被加热,又回流出去,形成的地热河。这时李国良发现,他随身携带的辐射数据仪的读数已经无法显示,这里应该是一个放射性极强的核反应装置。洞内水温超过了八十度,而且水温还在不断上升。
李国良无法在坚持下去,身体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应,就用了最后的气力,从洞穴中返回,离洞时他又发现,在身下地热河的底部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龟壳般的球体,隐隐的发着白光。之后,李国良大概游了十几米就昏迷了,后面基本上是曹队和小古用绳索给他拽了回来。
曹队了解的情况非常有限,没有人看到李国良当时拍的录像资料。
大约一年以后,我才慢慢了解到,我们的考察结束后,落星墩一带的水面就处于封锁的状态,政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灯塔,似乎用这座灯塔在说明,之前的沉船事故正是因为在恶劣天气下,船只缺乏指引,才导致触礁沉没。
但这座灯塔的塔基非常的巨大,周长近百米,高六米。据当地的渔民讲,塔基下似乎有个小型的发电厂,每天电机的转动声不止,有大量的冷却水从这里涌出,弄得这一带的水温比原来降低了不少,鱼群都不在这一带活动,自然渔船来这里就更少了。
而在星子县南面,另一个政府工程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这是江西最大的废旧金属的处理厂,大量的废旧金属从各地运到这里,经过处理加工再转运出去。但厂子运营后不久,有环保人士就向环保局反应,那个处理厂把很多处理后的残碴废料半夜装船,开到落星墩一带的湖面,偷偷倾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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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保护区的成立,鄱阳湖的生态和水质明显的好转了,碧波微荡,草木丰盛,鸟鸣鱼跃,风轻云淡。而保护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当地的旅游经济也蓬勃的发展起来。一切都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但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灯塔建成后,鄱阳湖很少再发生沉船事故,那种突发的恶劣天气也慢慢的烟消云散了。
我们从鄱阳湖回来后的第二年五一,曹队和曾茜终于喜结连理,办了个热热闹闹的婚礼,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一个月的婚假是在内蒙,湖北和江西渡过的,也许他们在寻找那些承载了我们太多回忆的地方。
曹队调入了以六三一所为班底的特别案件调查处,但并不像李国良那晚预计的,曹队并没有马上接手罗布泊的案子,我们有大概半年多没有见面。李国良给我的笔记本,我粗略看了一遍,不知为什么,内心里对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有了一种隐隐的期待,李国良把那里称作离星空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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