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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郑国泰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今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疏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在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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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郑国泰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今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疏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在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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