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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草原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战争则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由于税收成本的原因，联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他可以掌握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权，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不过这点财政能力既不稳定，也不足以支撑其对各个部落民众的直接管理，因此仍然只能允许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一旦大可汗带领联盟同中原征战的能力不足，则那点可怜的中央财政也难继续了，于是部落联盟开始瓦解。明朝的北方草原一直没有形成庞大持久的游牧帝国，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的强硬军事政策，使得大可汗针对中原的战争多无功而返，无法持续地联合起诸多小部落。<span class="mark" title="巴菲尔德对明代时期的草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很有启发性。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293—322页。">当然，对于明朝来说这未必是个最优选项，因为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管理贸易的成本，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对于民间资源的汲取也很过度，强化了皇权专制，弱化了民间的自生秩序，所以明代的民间繁荣远不如宋代。
作为部落联盟的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无法专断地做决策，小可汗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大可汗事实上没有强迫小可汗们无条件服从自己的绝对能力，这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古部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还是清朝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表现。
对于草原来说，进一步的衍生结果就是，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所以草原上的继承逻辑不同于中原。
对中原来说，帝国治理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的；君主主要起到象征正当性的作用，他不能无视官僚体系的常例化规则而肆行己意，而应当“垂拱而治”。倘若君主总是绕过官僚体系行事，后者将无所措手足，帝国的治理一定会出现问题。君主的能力在这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以便确保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这要求继承人资格必须是唯一且易于识别而不会引起争议的，所以中原的继承逻辑在各种“立长立贤”的争论中，最终收敛于嫡长子继承制上；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便是。
在草原则不同，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一旦大可汗没有战斗力则部落联盟必会解体；所以其首领的继承规则通常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终子及，以确保首领始终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成年人。但是到了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之后，该由谁来做可汗呢？子侄辈里面会有不止一个出来希望继承汗位，由于其父曾为某任可汗，这种继位的主张并非无根据；但又不可能全都继位，于是部落联盟就会分裂，发生内战。这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它会导致帝国的分裂瓦解。古语云“胡虏无百年之运”，纯粹的草原帝国少有延续过百年的，这是由于立国大汗的兄弟一辈的自然寿命所限，这些兄弟加在一起也活不过一百年，待他们全都去世之后，下一代便一定会发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国发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对手的中原帝国便会获得分而治之的机会。可以说，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克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终于等到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
草原上的气候变化无常，其生活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相沟通的萨满教有着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一种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同时草原雄主必须具有大英雄的特征，否则无法服众。于是，可汗们既需能征善战，也需具备卡里斯玛属性，受命于长生天，这才完整符合大英雄的要求。史书记载，北族游牧帝国选择可汗时，要将选出的人置于马上狂奔很远的距离，待其从马上颠落，再用白绫缠其颈，用力勒，勒至濒死状态时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这种濒死状态下的回答，便被视作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是长生天的意志通过他的口表达出来，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可汗所必须具备的卡里斯玛属性。<span class="mark" title="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在这方面做过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参见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在这种状态下，草原帝国内部每个小部落的首领，其权力的终极正当性来源也都不是源自某个上级，而是源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这是贵族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草原上无法出现以官僚体系为前提的集权秩序，而始终保有其基于传统的自生秩序，保有一种源初性的自由。这里所谈的自由，没有意识形态的意涵，所指的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是源于自生的，而不是基于外赋的。草原帝国上保留着人类最本真的淳朴，与最源初的激情。
普遍帝国的秩序建构，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单纯的激情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中原帝国历经多年的吏治统治之后，军事贵族已消灭殆尽，激情也已驯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际，都必须有新激情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已经不足以驯化此一激情，否则当初也不至于衰朽，它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域（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这些新要素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才催生了灿烂的大唐帝国，东亚大陆上的人民也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span class="mark" title="谷川道雄先生对由北朝而开出的大唐时代人民自由精神之伸张，有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参见［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再就是，草原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战争则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由于税收成本的原因，联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他可以掌握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权，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不过这点财政能力既不稳定，也不足以支撑其对各个部落民众的直接管理，因此仍然只能允许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一旦大可汗带领联盟同中原征战的能力不足，则那点可怜的中央财政也难继续了，于是部落联盟开始瓦解。明朝的北方草原一直没有形成庞大持久的游牧帝国，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的强硬军事政策，使得大可汗针对中原的战争多无功而返，无法持续地联合起诸多小部落。<span class="mark" title="巴菲尔德对明代时期的草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很有启发性。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293—322页。">当然，对于明朝来说这未必是个最优选项，因为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管理贸易的成本，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对于民间资源的汲取也很过度，强化了皇权专制，弱化了民间的自生秩序，所以明代的民间繁荣远不如宋代。
作为部落联盟的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无法专断地做决策，小可汗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大可汗事实上没有强迫小可汗们无条件服从自己的绝对能力，这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古部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还是清朝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表现。
对于草原来说，进一步的衍生结果就是，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所以草原上的继承逻辑不同于中原。
对中原来说，帝国治理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的；君主主要起到象征正当性的作用，他不能无视官僚体系的常例化规则而肆行己意，而应当“垂拱而治”。倘若君主总是绕过官僚体系行事，后者将无所措手足，帝国的治理一定会出现问题。君主的能力在这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以便确保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这要求继承人资格必须是唯一且易于识别而不会引起争议的，所以中原的继承逻辑在各种“立长立贤”的争论中，最终收敛于嫡长子继承制上；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便是。
在草原则不同，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一旦大可汗没有战斗力则部落联盟必会解体；所以其首领的继承规则通常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终子及，以确保首领始终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成年人。但是到了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之后，该由谁来做可汗呢？子侄辈里面会有不止一个出来希望继承汗位，由于其父曾为某任可汗，这种继位的主张并非无根据；但又不可能全都继位，于是部落联盟就会分裂，发生内战。这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它会导致帝国的分裂瓦解。古语云“胡虏无百年之运”，纯粹的草原帝国少有延续过百年的，这是由于立国大汗的兄弟一辈的自然寿命所限，这些兄弟加在一起也活不过一百年，待他们全都去世之后，下一代便一定会发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国发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对手的中原帝国便会获得分而治之的机会。可以说，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克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终于等到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
草原上的气候变化无常，其生活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相沟通的萨满教有着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一种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同时草原雄主必须具有大英雄的特征，否则无法服众。于是，可汗们既需能征善战，也需具备卡里斯玛属性，受命于长生天，这才完整符合大英雄的要求。史书记载，北族游牧帝国选择可汗时，要将选出的人置于马上狂奔很远的距离，待其从马上颠落，再用白绫缠其颈，用力勒，勒至濒死状态时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这种濒死状态下的回答，便被视作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是长生天的意志通过他的口表达出来，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可汗所必须具备的卡里斯玛属性。<span class="mark" title="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在这方面做过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参见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在这种状态下，草原帝国内部每个小部落的首领，其权力的终极正当性来源也都不是源自某个上级，而是源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这是贵族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草原上无法出现以官僚体系为前提的集权秩序，而始终保有其基于传统的自生秩序，保有一种源初性的自由。这里所谈的自由，没有意识形态的意涵，所指的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是源于自生的，而不是基于外赋的。草原帝国上保留着人类最本真的淳朴，与最源初的激情。
普遍帝国的秩序建构，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单纯的激情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中原帝国历经多年的吏治统治之后，军事贵族已消灭殆尽，激情也已驯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际，都必须有新激情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已经不足以驯化此一激情，否则当初也不至于衰朽，它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域（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这些新要素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才催生了灿烂的大唐帝国，东亚大陆上的人民也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span class="mark" title="谷川道雄先生对由北朝而开出的大唐时代人民自由精神之伸张，有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参见［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